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用户从数百万到数十亿,世界各地无论是普通公民、社会活动家还是(非)政府组织等都纷纷卷人到互联网使用浪潮中。在互联网发展的历史中,Web1.0时代为用户提供了方便快捷的信息,与此同时电子政务也获得了大发展,政治信息的透明度大大提升;而Web2.0时代的到来,让个人从单纯的信息接纳者身份转化成信息制造者,个体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在信息制造、发布、传播上打破之前由国家及其机构垄断的传统局面。在互联网界,Web2.0已被公认是“真正的网络革命”,代表着未来。
互联网的发展创新,不但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极大地触动了传统政治生态。在当今网络科技时代中,互联网已经是国家政治工作所依仗的必要手段。任何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应该顺应时代的潮流。
在网络时代,社会政治事件和信息可以通过网络实时地传输到整个世界,并迅速形成全球舆论,这使一国的内政动向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外部无形的压力,使政府的行为和决策受到一定的牵制和约束。
2010年年底在北非和西亚的阿拉伯国家和其它地区的一些国家发生的反政府运动“阿拉伯之春”,先后波及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多名领导人先后下台,其影响之深、范围之广、来势之迅猛吸引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其发展的原因不同于以往的社活动荡,在这次运动中,现代移动通讯技术和互联网社交媒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Facebook、Twitter等。
近几年,中国的互联网政治参与更是每年都在发展,如2008年被称为“网络舆论监督年”,2009年被称为“网民问政年”,2010年被称作“微博元年”,2011年公民通过互联网高调宣布参选人大代表等,这些都显示了互联网对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在不断增强。2016年,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6月,中国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1.7%,网民规模达7.1亿。同时,中国网民借助不同的互联网平台进行不同程度的政治参与行为,比如现在的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
Web2.0技术是中国民众权力觉醒、政治意识与民主需求的传播工具,这与中国政府力图追求的国家转型与观念突破是相互吻合的。尽管目前中国网民在互联网空间的表现差强人意,但Web2.0技术都应当被视为中国发展的技术机遇,至少是机遇大于挑战。在未来的中国政治传播工作中互联网也将始终扮演独一无二的角色。
伴随政治传播手段的发展,互联网的使用为政治参与者提供了有效的工具。从1996年开始互联网作为非传统媒介开始应用于政治竞选之中,各国政治候选人纷纷成立竞选网站,各种非盈利组织也通过互联网向公众传递竞选信息。皮尤美国互联网和生活调查项目发现:在2000年,18%的美国人通过互联网获取选举信息,到2010年,则有73%美国成年网民使用互联网查阅中期选举政治信息,在美国总统选举中,更有的捐款人通过短信或手机互联网终端完成。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Facebook帮助奥巴马成功地笼络了250万网民,为其击败竟争对手麦凯恩立下了汗马功劳。可见在网络时代,谁抓住了互联网,谁就抓住了选票。
随着Web2.0技术越来越多地赋予个人信息传播权、政治诉求欲、行为动员力等权力。互联网为促进政治协商讨论、发展社会网络和提供了政治意见发表的平台,其对增强社会网络的潜力巨大,不仅提高了政府的透明度,增加了社会信任。非政府组织也认为,互联网新媒体的自由使用改善了政府对人权的尊重。
但在目前,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国力差距以及互联网技术水平的不均,信息资源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布是极不平衡的,这种情况客观发展,最终就会形成一种新型的“依附体系”,信息输出国是中心,信息进口国是边缘,边缘国的制度和体制构建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心国的制度模式的影响。
另外,网络的开放性、交互性和平等性使网络突破了传统媒体由于时空间隔造成的信息传输的种种障碍,但同时也引发了大量的体制外的非组织性的政治参与以及非理性、甚至非法性政治参与的滋生。如利用互联网进行政治煽动、政治颠覆、黑客攻击、恶意窃取国家政治信息等等。当政府无法把公民的政治参与节制在一个与政治发展相适应的水平上,使其突破原有政治体系所能容纳的限度时,政治体系的有效性就会受到削弱,继而动摇整个政治体系的稳定。
总之,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社交媒体的“趋政治化”日益明显。我们无法忽略互联网对政治的影响,所以正如有学者所说的:未来10年,互联网与政治的关系将会变得日益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