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到1919年。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是一个文坛思想各方面都在创新的时代。旧思想和新思想,旧文学和新文学,旧道德和新道德的碰撞。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在忧心国家的未来,希望为祖国找到前进的方向。于是兴起了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涌现出许多新文学社团,白话文得到推广。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文言文也比较有韵味,也可能比白话文简洁。但记得我看《建国大业》时其中一个场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胡适与辜鸿铭和众多北大学子就推广白话文还是继续沿用文言文展开讨论。有一位北大的女学生问到:就像“爱莫能助”,白话文怎么能达到这么简明扼要的目的呢?胡适回答:爱莫能助在文言文里是四个字,而白话文,三个字足矣,那就是“干不了”。我深深地被胡适先生的才华所折服,同时也理解到了白话文的简洁。于是1920年白话文运动取得彻底性胜利。各个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语丝社,新月社等等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仿佛给当时的文坛泼上了五彩的颜料,变得更加的浓墨重彩。于是在周作人先生以“人的文学”来概括新文学的内容时,中国文化就从古代走向了现代。进入了第一个十年的文学创作高潮。在诗歌、小说、戏剧等多方面都有所建树。
在我高考前有这样一段话,语文课三怕:一怕文言文,二怕周树人,三怕写作文。其实这句话有一定道理。因为在我初高中时期就觉得鲁迅先生的文章特别不好理解。以至于我在大学时读的《铸剑》,看完依然有一种无厘头的感觉。让我觉得深深的无力。不过,鲁迅先生这种敢于剖析敢于面对的勇气在当时的时局下还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但在我看来,鲁迅先生太过于悲观,他是个悲悯的人。但是想要拯救中国就应对祖国的未来与发展充满希望不是吗?不过鲁迅先生的《百草园和三味书屋》《社戏》我还是很喜欢的,里面充满了鲁迅先生对童年的怀恋和对童真初心的向往,所以我觉得鲁迅先生是一个矛盾体,一个纠结体。不过,他在毫不留情的揭开血淋淋的伤口,用他那讽刺的笔触描写社会的黑暗的时候,也是在为中国的未来少走些弯路在做贡献,于是他也是个爱自省的人。当然,他也是一个伟大的人。
第一个十年的小说创作分为“为人生派”的小说创作和”为艺术派”的小说创作。“为人生派”的小说分为问题小说、写实小说和乡土小说。就我而言,可能是受了美国超级英雄的商业片影响,其实并不喜欢问题小说这样“只问病根,不开药方”的手法。在当时也许能使国人更好地认清祖国残酷的现实寻求变革,但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也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法来解决问题,开出药方,但是在现在的我们看来,只是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弊病。特别是问题小说后期转向写实小说之后,这种对旧社会的批判和揭露就更加决绝。代表作家有冰心、许地山、叶圣陶、王鲁彦等人。“为艺术派”的抒情浪漫小说的代表作家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郁达夫。记得高一进校学的第二课就是郁达夫先生的《故都的秋》,从他为了一赏记忆中的故都的秋景而专门远赴北京,我就在想郁达夫先生肯定是一个细腻浪漫却有着淡淡忧愁的人,仿佛怎么也抹不去一股淡淡的愁绪。在那个个急需解放却又饱受压迫的年代,也许只有写作,能一书内心的畅快吧。我们从《沉沦》中也可以看到,郁达夫的浪漫和忧愁并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是一种真实的,如涓涓细流沁入心平的忧伤。同时,郁达夫是一个性格平和的人,但不代表他是一个懦弱的人,忠于文学的他,为抗战宣传而奔走的他,都是才子郁达夫的魅力所在。
在这么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的文坛涌现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人和事,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略述一二以表敬意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