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梁漱溟

在每个黑暗笼罩下的时代，总有一些仁人志士倾其毕生心血，挽救民族危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留给后人无法遗忘的感动。

梁漱溟先生中学还未毕业却被蔡元培请到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哲学；成长于城市却毅然投身于乡村建设；是著名的儒学大师却对佛教念念不忘。先生的一生都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挣扎，正是身处这个矛盾点，在无尽的痛苦中撕扯着，才有先生如今留下的卓越功绩。

外界曾给先生身上贴过无数的标签，“政治家”，“哲学家”，“思想家”......确实，先生似乎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有所建树，可是他曾自言“人有今生、前生、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先生一生所追求的问题之一便是“人为什么活着。”后人已经无法知晓先生为了思索这个问题所经受的苦闷和困顿。当一个人的精神达到超脱世俗的境界之时便会觉得余下的精神没有寄托之处，因而对人生产生出无望感。可每每当先生欲从生活的痛苦中抽离出来时，世俗之事又将他生生拉扯回现实。现实总有诸多令人不满意之处，特别是在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先生自小成长在“世代诗礼仁宦”家庭，不免会受到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青年又曾崇信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辛亥革命期间热衷社会主义。人是社会的产物，社会就会对人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先生前面的人生浸泡在出世思想中，所以在选择逃离现实世界带来的痛苦之时也会有所牵挂。这是先生的矛盾之处，也是先生心系天下的体现。“我愿终生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先生如是说。

先生为中国社会建设作出的贡献极多，其中最为瞩目的便是“乡治”思想。先生清晰地看到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结构上的不同。中国人重伦理亲情，西方人重视集团利益。因此，当资本主义闯入中国时，中国传统的社会构造几近崩溃。“乡治”思想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农业文明，辅之以西方工业文明，完美找到了中国社会的正确过渡道路。

梁漱溟先生在家里亦不苟言笑，爱好和人讨论，也爱好书法。但他最大的爱好却是思考问题。

先生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有思想，而且本着自己的思想去行动的人。因为思考问题，他经常失眠。脑子一开动起来，很难刹住车。后来到北大教书，因为失眠，他还向学校提出过辞职。每隔一段时间，梁漱溟会躲起来安静思考、潜心推究。先生耗时最长的志业，在于沟通中西文化鸿沟。“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955年7月，先生开始写《人心与人生》自序。梁培恕回忆，这年初夏，父子同游北海公园，先生说起他即要动手写的《人心与人生》，以平静而深沉的声音说，“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书完成以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

虽身处乱世，先生的心却极为纯净。先生有一个怪癖——终身不坐人力车。原因是先生年轻时曾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拉着人力车，车上坐着一个衣冠楚楚的年轻人，年轻人不时地呵斥着老人。这件小事给信仰佛学的梁先生留下极深刻的印象，从此发誓再也不坐人力车。

无论是伟大还是渺小，人的肉体终将寂灭，可大师遗留的精神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