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潘金莲人物形象的性格化

浅议潘金莲人物形象的性格化

摘要：纵观中国古典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大致经过了类型化、性格化和心理化三个发展时期。《金瓶梅》作为一部“寄寓于世俗”的世情小说的开山之作承担了中国小说由类型化向性格化的转变。本篇笔者将从潘金莲这个立体化的人物入手论述其性格化特征的显现。

关键词：类型化，《三国演义》，性格化，潘金莲

中国小说的前身正是由史传文学发展而来，这一现象可从《三国演义》的成书和艺术手法上可见一斑。《三国演义》主要是在陈寿《三国志》的基础上加以创作而成的历史演义小说。这正使得这本书一脉相承了《三国志》史传文学的特点。史传文学善于从传奇的故事中展现人物风貌；语言多夸大，强调人物某些方面的特点而不追求全面逼真,就好似《史记》以“镇目视之”形容项羽，并且对荆轲的记录也只重点突出其英勇的英雄气概的故事。在《三国演义》中也是如此。例如写到关羽形容其“怒发冲冠”“声如巨钟”，写到张飞言其大吼三声就使：“曹操身边夏侯杰惊得肝胆寸裂”。正是如此作者在描写英雄的同时往往过于渲染，从而达到超越现实的地步，就如武松打虎，诸葛亮借东风。这样的“类型化”的表现手法使得书中人物都有一种超尘脱俗的崇高之感，令人难以效仿；在读者反映上也往往能够直截给人以震慑的快感，但又使人感到难以亲近、远离于现实生活。鲁迅在评《三国演义》时就说:“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借由鲁迅先生对于《三国演义》的评价足以见此书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单一了。

而同样对于《金瓶梅》这部世情小说的开山之作，鲁迅直言其“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这足以显现《金瓶梅》在塑造人物形象上的超越了。《金瓶梅》改变了以往长篇小说中人物性格的单一色调，基本上实现了从类型化人物向性格化人物的转变。这首先表现在小说描写的重心开始从过去的一味叙事向塑造人物转移。在写故事的同时兼顾人物的心理细节，以便于多色调立体化的刻画人物性格。因此《金瓶梅》中的人物形象就如日常生活一般有善有恶，可爱可恨。如潘金莲形象，她的性格主要的一面：淫荡、自私、心狠手辣。最能体现她性格的地方，如第五十八回，她以折磨秋菊向李瓶儿泄愤，拿起鞋底直打得秋菊：“嘴唇都破了，只顾搵着擦血。”李瓶儿来劝阻后，潘金莲非但不停手，反而更加的变本加厉了：“打得皮开肉绽，才放起来。又把他的脸和腮颊，都用尖指甲掐的稀烂。”而李瓶儿只得在一旁“敢怒不敢言”了。通过潘金莲的情绪变化以及李瓶儿的害怕退缩的表现，潘金莲的泼妇形象和恶毒心思，也就跃然纸上了。但《金瓶梅》写得是“一篇市井的文字”，对人的关照是全面的，善与恶是并存的。因此小说中潘金莲的性格是多面的，潘金莲虽淫荡与狠辣，但也聪明美貌，敢于追求自己的私欲。虽让人对她痛恨不绝，但也让人多加同情叹息。人物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在她身上得到了小说史上初步的和谐统一，因此人物也被刻画得立体可信了。

在《金瓶梅》中,人物的性格因素不是稳定不变的静态，而是呈现出一种流变的状态。正如夏志清先生对潘金莲“色情狂”的形容，她的放荡与堕落有个发展过程。她自幼被卖,对张大户强塞于她的婚姻十分不满，她厌恶“身不满尺的丁树”的畸形人武大。这段历程并不是她的放荡而是她的不幸。她的厌恶也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妻子所拥有的正常心理。不消说在中国，在西方的《包法利夫人》俄罗斯的《安娜·卡列宁娜》等艺术作品中都有写到妻子对既定生活中有缺陷的丈夫的不满。社会赋予了她婚姻的命运，她自然也有对自身生活追求的权利。因此她不满于武大而钟情于武松，再故意勾引他与他调情这也不并不能上升到堕落的高度，只能说是她对于自我幸福追求的一次尝试。她的放荡与堕落是从经王婆的撮合之下,与西门庆勾搭成奸并害死武大开始的。进入西门庆家庭后，她才是真正开始堕落了。

西方女性主义学者波伏瓦对女性意识形态的形成正是这样描述的“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任何生理的、心理的、经济的命运都界定不了女人在社会内部具有的形象，是整个文明设计出这种介于男性和被去势之间的、被称为女性的中介产物。唯有另一个人作为中介，才能使一个人确立为他者。”因此潘金莲作为一个经受过金钱与权势猛烈冲击，奢华淫逸之风下的产物，早就习惯于把自己看成一个“物”的泄欲工具。在她的世界里一开始就没有任何纯洁的爱情也没有接受过有关才子佳人这类文学的浸润，她自幼被卖，失身失节，混乱不堪的遭遇使她早已贞操的道德观念,过去的生活经历渐渐磨灭了她的人性。因此她的放荡与堕落,与自身对性的扭曲信仰与对道德观念崩溃有关。再加上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女性又无财产，因此只能靠男人来存活。在进入西门庆家庭后她煞费苦心的得到西门庆的宠爱，以达到自我满足的目的。对性的追求贯穿了潘金莲婚姻生活的始终，为了能够无限度地得到西门庆给予她的性欲的满足,她逐渐变得心狠手辣，自私自利，也因此害死了官哥儿和李瓶儿。她赤裸裸的追求自己的情欲，不顾世间道德廉耻的束缚，虽然最后走向了一种动物性的极端，但不可否认的是她也直接达到了对自我的追求。潘金莲就在这样放荡堕落而又真诚追求自我的个性转变中走向了成就与毁灭。

潘金莲的流变性正是体现在此，一步一步走向自由与毁灭。她冷酷无情，心狠手辣的个性正是西门庆家中与社会下一夫多妻制度的悲剧。然而在第十五回初到西门庆家中之时，她也曾有过纯净的无忧无虑的乐趣，当时正于李瓶儿家看街头街景，她还是纯真欢快的招呼众位姐姐们一起分享快乐其乐融融的样子。“大姐姐，你看那房檐地下挂了两盏玉绣球灯，一来一往，滚上滚下，甚是好看。”

潘金莲的放荡与堕落可以说是当时那个动荡的时代的悲剧。正是身世的悲惨,社会婚姻制度的不幸将她引上放荡与堕落的道路的。作为一个底层女子，她无法跳出自身的格局寻求超越，只能尽力去追求自己认为对的东西，这样的勇气固然有一丝可爱。但社会对她所造成的摧残和侵蚀正是一出现实的悲剧,令人扼腕叹息不已。

《金瓶梅》作为一副封建末世的世俗人情画，不仅完成了小说题材上从历史或神话向当代现实社会市井凡人的过渡，而且也完成了中国古代小说人物从类型化向性格化人物的过渡。从此人物开始活了起来，整部作品也因此充满了“浓郁的俗世情味和鲜明的时代特征”。正是从《金瓶梅》开始将人物与时代结合起来多面的还原人的本来面貌，开了人物塑造性格化的先河，也为《红楼梦》中人物个性与共性的高度统一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