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杏花烟雨江南”一探其背后的江南情结

透过“杏花烟雨江南”一探其背后的江南情结

摘要：“杏花春雨江南”一句最早出现于元人虞集《风入松》一词中,江南的诗意在这一句中概括到极致，美矣，尽矣。然探究这一名句的背后，实则寄托了虞集长久以来想要退归江南故乡,摆脱官场险恶的生活理想。而虞集作为元代中期的骚坛领袖和南方文士入朝为官的代表，其诗集中的江南意象也极具代表性。本文旨在从《入风松》的审美意蕴中作者忆乡的心理过程出发，辐射以虞集为代表的一众江南文人在蒙元期的这一共通感情。

关键词：虞集，南人境遇，江南情结

一、虞集的诗学观和生平简介

元朝中期的诗坛盛况以“元诗四大家”为突出代表。而在蒙元期的诗坛上又以虞集最为出彩。虞集以律师尤为擅长，其七律《挽文山丞相》更是元诗中少见的佳作。在诗论上，虞集虽不曾明确提出过诗学总结，然纵观元朝诗论，虞集至始至终都没有跳脱出那个时代以汉唐为宗的诗学观念。而汉唐之中最为虞集所推崇的即是盛唐诗词中词语清丽、律调晓畅的一面，后期逐渐形成一种温厚平顺的诗风。

在虞集的一生中，除了其文采历来为世人所称道，他的仕宦经历也使得其在元朝的政坛中享有盛名。虞集祖籍原在四川长寿,宋亡后随父虞汲侨居江西临川,江西临川也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也因此在他的诗词中常常出现“江南”意象。他先后仕于元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文宗、宁宗、惠宗八朝，其官职也一度升至二品奎章阁侍讲学士，成为元朝中期的“一代斗山”。但在这里不得不提的是，虞集的五世祖虞允文是当时南宋著名武将，著名的抗金名将。而虞集祖父虞刚简，不仅是宋代有名的清官，也曾退强敌数十万于边境，可以说在虞集成长的环境中一直被灌输的是以宋朝为正统的观念。因此，在看似一帆风顺的仕途下，以南人身份入仕元朝的虞集不仅始终饱受着朝中蒙古贵族的嫉妒和排挤。而且加上虞集长期在仕元问题上的彷徨、苦闷使得虞集常常以江南为念，更是有“杏花烟雨江南”这样的名篇传世。

二、探究《入风松》的审美意蕴与虞集的江南情结

虞集这首《入风松》词是写给友人柯久思的，

画堂红袖倚清酣，华发不胜簪。

几回晚直金銮殿，东风软花里停骖。

书诏许传宫烛，香罗初剪朝衫。

御沟冰泮水拖蓝，飞燕又呢喃。

重重帘幕寒犹在，凭谁寄金字泥缄。

为报先生归也，杏花春雨江南。

在内容上，这首诗交错体现出虞集身在朝廷，渴望还乡的复杂感情，借飞燕隐喻点出思乡之切与归乡之难。诗中多处用到了对比，首先从首句看“画堂红袖”与“华发”的两相对比，从一开始就突出了馆阁中的富贵生活和在这种富足生活中蹉跎岁月的凄凉之感。下句的“金銮殿”与“东风软花”又是对上句的进一步阐述，诗人以虽然位居“金銮殿”，平步青云于仕途，但内心却时时在春日东风时，留恋于花丛中不忍离去。为何独独在东风中停驻花丛呢，纵观全诗可以看到，诗人在诗中常常直接或间接提到“春”这个意象，而在末句中“春雨”又是和“江南”联系到一起的。这是因为江南地区属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春夏季节雨水充沛，因此“春雨”也成了江南水乡的典型代表。诗人在这里借东风来伤春，借伤春来抒写江南，实际上也是委婉的表达了迫不及待的归乡之情。那为何不能归呢？下句写到是因为“书诏”“香罗”，可以看出诗人在当时是深受皇上赏识，因此馆阁之内朝事繁重，绊住了他回乡的心。

整首诗的前片都是诗人在交代自己过去的处境，下片开始写到眼前之景。下片第一句写道：在春天，眼前的御沟都已经解冻，飞燕又乘着春风而来。那种隐藏在万事万物下的新生机与作者寸步难行的现实处境形成隐晦的对照。“又”之一字更是表明作者长久以来的归乡心之切。长久以来，在诗歌的意象中，“燕”一直是“春天”与“报信”的象征，但诗人在这里又说北国的屋宇都垂下“重重帘幕”，一方面好似一座无形的牢笼将想回乡的诗人关在了里面，另一方面挡住了想要传递家乡消息的飞燕。而“凭谁寄金字泥缄”这句直接引出了最后一句，既然燕子无法报信，那这次自己一定要回去了，回到“杏花烟雨江南”的故乡。通篇读下来，在内容上看作者对馆阁生活的厌倦与对江南故乡的怀念，形成强烈的对比，作者无一字不在抒写自己的归乡之情。

事实上，全诗最独到之处全在“杏花烟雨江南”这一句。清人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里尤其赞到这句具有自然风韵。这六字，既突出了景物、季节、地域的典型特征。既有实“杏花”“烟雨”又有虚“江南”，使人如临其境，浮想联翩，就好似在画中一样。这三个意象如果防止在画框里如同近、中、远景的结合。杏花在眼前，春雨在所有能望及之处，江南则从视线中蔓延出去延伸至更远的南方，从近至远，层层推开，可谓韵味无穷。作者并不将自己的主观之情直接显露其中，而是用三个自然意象勾勒出自己将要回乡的那种愉悦之情，熔自然之美与作者主观感情于一体，也给读者留下了足够的参与想象空间。

虞集的江南情结在这首词中可见一斑，不仅如此他曾在《送张道士危亦乐归临川》诗序中更直接的说出自身的归乡不得之苦：“然视临川则为故乡矣，以其视之也切，固其怀之也深。”

三、“江南情结”在南方士人中的心理共相

虞集的这首《风入松》词是写给友人柯九思的,他们二人曾同在文宗朝为官,但柯久思后因被排挤退官回到苏州。虞集写这首词后不久,也终辞官回到江西老家。从这一创作背景中也可以看出，对于南方士人来说，“江南”永远是他们最后的归依。而“杏花春雨江南”正是这种心理共相的写照。

那么这种心理究竟是什么？我们可以从虞集的仕元生涯中一窥究竟。虞集辞职，固然有前文所述的外部因素。然而这些仅仅是其表面的现象而已。如果我们从更深的层次进行剖析和探讨，则可以发现，更主要的还与虞集长期以来在仕元问题上的仿徨、忧郁的心理状态和思想认识有关。这种心理状态和思想认识不只是虞集个人所独有的，而且在当时其他仕元的南方知识分子身上也都有同样的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直接反映了虞集所处的那个时代，在蒙古统治之下的广大南方知识分子在仕宦问题上经历了痛苦的、矛盾的思想转变过程。

从地位上说，在整个元代，儒士的地位是非常低下的。元朝有民族分化政策，将人民划成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在出仕上也是根据这四等的次序先后授予官职。从这四等上可以看出，汉人、南人位于最末二等，在元代饱受歧视，而南人较之于汉人所受歧视最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南人想在仕途上有所发展尤为困难，但学而优则仕这一儒家长久以来的传统思想和随着时间的推移遗民思想的消逝又不断的促使大批南方士人踏入元朝的馆阁之中。

终至元二十三年，程钜夫江南访贤之举成为南北文化交融的第一步尝试，从这之后，南方士人开始成群体之势进入仕途。其中就有和虞集一样同具代表性的还有赵孟頫。他们同出于宋朝名门之后，不仅如此，其二人相似的官宦生涯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南方士人能够走上仕途，但不代表着就能实现他们心中治国的理想，在元中期大多数南方士人都任职于翰林国史院，他们只能作为一个御用馆阁文臣呆在朝中。在虞集身上这一点尤为显现，他当值期间所提的国事建议很少被文宗采纳。赵孟頫也是如此，即便在他官途最鼎盛的时期曾官至翰林学士，但所做的也不过是清闲的文职。

因此在这种复杂的境况中，江南士人的内心上实际是不得安宁的。赵孟頫在《自警》中就写道:“齿豁头童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惭。惟余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实际上，就赵孟頫来看，他最后所向往的归野之处也是江南。他曾在《题所画梅竹赠石民瞻》中写到:“故人赠我江南句，飞尽梅花我未归。欲寄相思无别语，一枝寒玉澹春晖”从中也可以看到，诗人实际上一直向往着江南，在他心中也只有江南是最终能够让他内心回归平静的地方。

综上所述，以虞集、赵孟頫为代表的南方士人虽然以文士的身份，一度跻身朝廷获得了当权者的认可。然而元朝对南人的歧视实际上一直都存在，再加上朝堂之上的腥风血雨更是使得这群南士战战兢兢的生活在异乡。因此，在这个虽走上仕途却始终被异族排外的群体之中便有了相同的“江南情结”的心理共性。

参考文献：

[1]（元）虞集撰.道园遗稿[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2]（元）虞集撰.国学基本丛书道园学古录5[M].北京：商务印书馆.

[3]霍松林主编.中国诗论史中[M].合肥：黄山书社.2007.

[4]刘东明.虞集之生平与交游[D].华中师范大学,2012.

[5]赵孟頫．海王邨古籍丛刊:松雪斋集［M］．北京:中国书店，199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