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台北人》中主要女性形象探讨

白先勇《台北人》中主要女性形象探讨

［摘要］

白先勇的小说人物多以对女性形象的书写见长。他笔下的女性，既各具特性又充满共性。她们个性鲜明却大都难逃悲剧命运的主宰。通过刻画一个个典型的女性形象，作者有力地呼应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主题，每一个女人身上都有时代赋予的“不得不”。更深刻地揭示了今与昔、灵与肉、生与死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同时寄寓了丰富的文化乡愁。白先勇独到的女性观与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情感体验脱不了关系。本文就是结合以上提及的因素探讨白先勇小说集《台北人》中主要女性形象的特点以及形成的原因，进一步领略白先勇小说的艺术价值。

［关键词］白先勇女性形象

作为台湾现代派的领军人物，白先勇的作品具有现代派作家共有的特点，那就是注重“描绘人与人性，注重发掘人的内心世界及其复杂性。作为一位男性作家，白先勇笔下却大量使用女性的视角对世界进行观照，塑造了一批经典的女性形象，他对这些女性一面仰慕颂扬，一面又排斥揭露。《台北人》仅十四个短篇就关涉了包括尹雪艳、朱青、金大班、顺恩嫂、罗伯娘、娟娟、华夫人、钱夫人等在内的多个女性形象。结合相关资料，我个人选取了以下三个方面对其中的主要女性形象进行分析探讨。

一、女性不变的命运：坎坷

就《台北人》的表面观之，主要女性人物大都是随国民政府撤退来到台湾的。离开大陆时，她们风华正茂，十五年、二十年后在台湾，她们若非中年便是老年；她们都有一段难忘的“过去”，而这“过去”之重负，直接影响到了她们的现实生活。作者选取刘禹锡的《乌衣巷》作为囊括全篇的主题也是对《台北人》里女性命运的暗示。《台北人》里的女性包括了台北都市社会之各阶层：交际名媛尹雪艳、低级舞女金大班、退休女仆顺恩嫂（《思旧赋》）、空军遗孀朱青（《一把青》）……从上流社会的窦夫人（《游园惊梦》）到下流社会的妓女娟娟（《孤恋花》）。这些女性来自中国大陆不同的省籍或都市，她们贫富悬殊，行当各异，但没有一个不背负着一段沉重的、斩不断的往事。而这份“过去”与“记忆”，或多或少与中华民国成立到大陆陷落那段“忧患重重的时代”，有直接的关系。

“他生于内忧外患的历史时期，自幼历经离乱。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他显赫的家族在动乱年代中的荣辱兴衰，使他很早就深刻体悟到世事沧桑、人生无常。”另外，白先勇小时候得过肺病，曾被单独隔离，三年没有人去看过他，只有医生和小狗陪伴，对孤独和寂寞有特别强烈的感受，他的性格也开始有很大的转变，“从那时起，我对人特别敏感，自己的性格也因此变得内向”，“时常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白先勇家中女性众多，受女人的影响很大，特别是能干的母亲和温和善良的姐姐，她们无疑是白先勇创作女性的一个基本模型，也注定了白先勇书写女性的基点：对她们的赞誉和喜爱，对她们悲惨命运的同情和关注。更为特殊的一点是白先勇是一位同性恋者，虽然他并不以为耻，但是还是能感受到社会的不认同，承受了一定的心理压力。在白先勇的心里，并不认为同性恋是什么可耻的事情，而只是情感的一种表现而已。这种特殊的情感体验改变了他认知世界的方式，也影响了他的创作，使得他深具阴柔、细腻之气质，作品也呈现出一种纤细、敏感之文风。他赋予笔下女性坎坷命途，从而表现对她们的一种关照和怜悯。

《孤恋花》中的娟娟是最为典型的悲剧命运代表。她身上载有遗传得来的疯癫，乱伦引致的罪孽；她“命”已定，逃不脱悲惨结局。白先勇有意识地把娟娟写成了五宝再世。“两个人都长着那么一副飘落的薄命相”，都被下三滥的流氓折磨得生不如死。最后，在“七月十五，中元节这天”，娟娟突然用一只黑铁熨斗，将柯老雄的头颅击碎，脑浆洒得满地。杀死柯老雄后，娟娟完全疯掉。这个苦命的女子注定一生凄楚，无力反抗强悍的宿命。

二、女性普遍的心理：比较

欧阳子女士曾将《台北人》的主题命意划分为三节来讨论，包括今昔之比、灵肉之争、生死之谜。而这三者实则都反映了人物外在命运和内在心理的一种落差，根本上都源自今昔的对比。坎坷的命运之下，存在现实和过去的“比较”心理。二者相互昭彰，使女性人物形象更为丰满。

这些女性也是“台北人”中的一部分。她们虽从大陆撤退来台多年，客居台北，看起来像是台北人，骨子里却不是。尹雪艳从来“不肯”把她公馆的派头降低于上海霞飞路的排场，可她分明身处台北而非上海；台北的花荣桥记，虽然同是小食店，却并非桂林水东门外花桥头的花荣桥记；金大班最后搂着跳舞的青年，虽然同是个眉清目秀腼腆羞赧的男学生，却不是当年她痴恋过的月如；《孤恋花》之娟娟，似五宝又非五宝；钱夫人在游园会上仿佛回到在南京梅园新公馆替桂枝香请三十岁生日酒的情景，但程参谋毕竟不是郑彦青，而她自己，也不再是往日尽享荣华的钱将军夫人。这些都是女性们在心理上对今昔的一种比较，然而无论怎样回顾过去，都只能活在当下，徒增悲凉。

基于这样一层心理上的比较，《台北人》中的女性又可划分为几乎完全活在“过去”和保持“过去”记忆又能接受“现在”的两类人。前者包括顺恩嫂、华夫人、钱夫人、朱青等。顺恩嫂停留在往日繁盛的美好记忆中；华夫人眼看残菊忆起旧人当年；钱夫人醉意朦胧怀想少时岁月；朱青变得“爱吃’童子鸡’，专喜欢空军里的小伙子。”白先勇冷静刻画这些不能或者不肯面对现实的人之于现世的脱节，并明示或暗示她们必将败亡。但对这类型人，给予了最多的同情和悲怜。后者包括尹雪艳、金大班、《一把青》里的师娘、《花荣桥记》的老板娘。她们也各有一段难忘的过去，却在现实的逼迫下，选择间歇性的遗忘，不再执拗于回不去的“过去”，保留偶然的回忆。如此，生活好像也不那么累，勉强撑起现实的担子。这类女人，也是作者深深同情的对象。

贯穿于女性角色间的“比较”，其实都可以从国家、社会、文化、个人这四个方面来解释。潜流于这些女性人物间的失落感，则源于作者对国家兴衰、社会巨变的感慨。书中的许多女性们攀住“现在仍是过去的幻觉”，企图在“抓回了过去”的自欺中寻得生活的意义。因此，我们在不同的篇章里，总可以找到看似表面相同，实则迥异的布设和场景，这种差异，通过比较表现出来，是一种讽刺，也是白先勇最寄予同情使读者油然生起恻隐之心的所在。

三、女性身负的寄托：乡愁

白先勇这样解释“文化乡愁”：“台北我是最熟的——真正熟悉的，你知道，我在这里上学长大的——可是，我不认为台北是我的家，桂林也不是——都不是。也许你不明白，在美国我想家想得厉害。那不是一个具体的“家”，一个房子，一个地方，或任何地方——而是这些地方，所有关于中国的记忆的总和，很难解释的，可是我真想得厉害。”正是缘于白先生的“中国记忆的总和”，他在《台北人》中的女性身上也寄托了这样一份情怀。时间上的沧桑感和空间上的漂泊感相互交织在一起，使得这份乡愁表现在女性自身身上就是一种对过往的回顾，对曾经的大陆生活的回顾。

余秋雨评价《台北人》中的每篇作品由于受到这种乡愁的神秘控制，几乎都构成了一种充满愁绪的比照。于是，属于“家乡”的记忆的部位，总是回漾着青春、志向、贞洁、纯净、爱情、奢华、馨香、人性、诚实、正常，而在失落“家乡”的部位则充斥着衰老、消沉、放荡、污浊、肉欲、萎败、枯黄、兽性、狡诈、荒诞。作者把强烈的乡愁不知不觉潜藏在作品中了。因此，“尹雪艳离开洪处长时只带走一个从上海跟来的名厨司及两个苏州姨娘。”台北尹公馆的“午点是宁波年糕活着湖州粽子。晚饭是尹公馆上海名厨的京沪小菜。”；钱夫人“总觉得台湾的衣料粗糙，光泽扎眼，尤其是丝绸，哪里及得上大陆货那么细致，那么柔熟？”

最为典型的便是尹雪艳。他人眼中“好像尹雪艳便是上海百乐门时代永恒的象征，京沪繁华的佐证一般。”其实尹雪艳就是一个能让漂泊者们勾起乡愁并消解乡愁的对象。于作者，她是一个乡愁的寄托；于小说里的其他人，她是一个集合所有过去的综合体。人们总在她身上觅到旧时的光影以及对过去的追念。尹雪艳不老，上海不老，乡愁不老。白先勇灌注其间的是中国的传统主题——思乡情结，这些漂泊者的最后精神归属都寄托在自己的乡愁世界里，不仅仅是家国之恋，更是一种“文化乡愁”。

有学者认为，“白先勇笔下的异乡上海人就是世纪末上海怀旧的先行者。”但白先勇的怀旧和世纪末的上海怀旧最大的区分在于，怀旧于她们而言，更多的是掺杂了乡愁的意味，毕竟故土是真的遥遥不可回了。说到底，她们是悲惨的一代人，她们在时代的交替处寻求生存的根基，一半现实，一半回忆，只有等生命走到尽头，才可真正的回归往昔。

［参考文献］

［1］欧阳子：《白先勇的小说世界》

［2］余秋雨：《世纪性的文化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