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语言与文化》第三章与第六章有感——文化的博大精深

读《语言与文化》第三章与第六章有感——文化的博大精深

从收集的资料中可以了解到《语言与文化》一书出自“大家小书”第三辑，作者罗常培。而这里所说的“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大神）；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较少一些罢了（出自“大家小书”袁行霈的《序言》）。

常言道：“浓缩是精华”，虽然只是薄薄的一本书，其中收录就涵盖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各个文科领域的作品，大家之作，举重若轻，深入浅出，整齐地展示研究的学术成果；而且又是大家民众的读物，不仅开阔读者眼界，还可以使读者受益匪浅，是不可多得的一本读物。

纵观全书，内容可分六段：一、从此与的语言和演变推溯过去文化的遗迹；二、从造词心里看民族的文化程度；三、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四、从地名看民族迁徙的踪迹；五、从形式和别号看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六、从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单看这些小题目，可以看出，这些都是社会学和人类学上的重要问题，大概作者想做的就是尝试给语言学和其他学科搭起一座桥梁，作一位真诚的建筑者。

我读完印象最深也最有兴趣就就是第三章和第六章了，造词与民族文化的关系，姓氏的“深层含义”，以前并没有深入思考的问题在现在看来确实有深意，有趣多了。

第三章：从造词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

作者说“从许多语言的习用词或傀语里，我们往往可以窥探造词的心理过程和那个民族的文化程度。”例如,云南显明近郊的倮倮〔即彝族〕“妻”称作做“穿针婆”，直译是“针穿母”。还有云南高黎贡山的独龙族，结婚叫做“买女人”，直译是“女人买”。从这两个语词我们可以看出夷族社会对于妻子的看法和买卖婚姻的遗迹”。

有的民族地处边远地区,经济落后,对现代文明不熟悉,所以一旦接触现代文明的产物不知道怎么命名才好,只好用他们常见的事物来称呼。例如，贡山的依子哄汽车做“轮子房”。路南的撒尼称自行车做“铁马”。贡山底依子畔做“飞房”,福贡的栗粟也吟做“飞房”,片马的茶山〔瑶族〕畔做“风船”,路南的撒尼吟做“铁鹰”,淇西的摆夷哄做“天上火车”。因为这些东西在他们的知识领域里向来没有过,他们想用“以其所知喻其所未知”的方法来造新词,于是就产生出这一些似是而非的描写词来了。

第六章：从姓氏和别号看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

包括“从姓氏所反映的民族来源”、“从姓氏和别号所反映的宗教信仰”、“父子连名制是藏缅族的文化特征”等内容。作者说“中华民族原来是融合许多部族而成,尽管每个部族华化的程度已经很深,可是从姓氏上有时还可以窥察他的来源”。例如唐朝著名尉迟氏是于田国人,“尉迟”就是Visa的对音。著名的元朝诗人萨都刺的原名是sa’dullh,是阿拉伯文sa’“吉祥”和allah“上帝”两字合成,意思是“天祥”,所以萨都刺字“天锡”,恰好是阿拉伯文的原义。现在姓“萨”的正是萨都刺的后裔。

还提到丁姓是元丁鹤年的后裔。元戴良《九灵山房集》有《高士传》,为丁鹤年作,原文说“鹤年西域人也。曾祖阿老丁,祖苫思丁,父职马禄丁,又有从兄吉雅摸丁”。清俞樾《茶香室续钞》云“鹤年不言何姓,而自首祖以下,其名末一字替丁字,不知何义,世邃以鹤年为丁姓,非也。”罗先生接着说“按‘丁’,是阿拉伯文的对音,本义是报应。凡宗教皆持因果报应之说,故阿刺伯人称宗教为dia。”“鹤年业儒,汉化的程度很深,所以冠丁为姓。”

《语言与文化》一书是罗先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重要研究成果。读完此书，历史、地理，甚至考古、科技等这些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学科在书中都呈现出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的。《语言与文化》这本书不但可以认识到学习语言知识的重要性，还能培养对语言学的兴趣，这是一本非常有价值，不可多得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