浸润书香墨韵埋首故纸堆中
——访谈古籍文献收藏家彭雄先生
我说自己前世可能是一个旧书商古董商之类,不然为什么我从几岁开始就对古钱币、古家俱、古旧书、古花瓶等感兴趣?又没有大人教。我出生在成都苏坡桥一所医院,这个医院是由道教古庙东岳庙改建的。古庙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我还留有一些印象。我母亲家的旧居是在从前的一个地主庄园内而我父亲的单位宿舍在老皇城里,小时候就多次跟皇城里的致公堂、明远楼近距离接触。十几岁读初中就知道在班上收购古玩再到东南西北方门的收荒摊子或在成都的文物商店去交易,赚点小钱,成都市哪里拆房子、挖地基我都在去看、去捡,不时还小有收获。参加工作之后,我就开始有意识的收集我喜欢的古籍文献了。
为什么我愿意做这件事情呢?一是我本身喜欢看书,尤其是所谓“闲书、杂书”;再则是因为这些家谱里面的故事非常精彩。许多破烂的文献古籍,在经历了岁月的摧残、鱼虫的啃食、飘落散失和饱经沧桑之后,因为有人重新捡起来阅读,有人用手修补,她们因此而复活了,随后,我的快乐也由此而产生了,真妙不可言。我也认识了一位修补旧书的高手,我曾委婉地向那个老先生表示自己想学习修补古籍的意思,先生大喜,数次乘车过来,带来工具,浆糊,手把手教授,仿佛是在求我学一般,我知道这位快八十的老人,怕这技艺失传呀!
他们这种精神和情怀,真真不得了。
你们今天来采访我,向我求学;我其实也常常也向别的老先生求学问。我和一些先生每周二约在大慈寺喝茶,我把这种活动称为“大慈寺茶聚”。每次和他们说完话就立马回家整理这一天谈话的内容。和你们不同,我没有摄像机也没有录音,有的仅仅是一双耳朵,或者是记下一些关键词,然后回去整理成我的《茶馆问学记》。我就曾向流沙河先生请教过为什么古人对祭祀活动都很重视。流沙河先生答道:“祭祀就是最早的人类文化活动之一。对统治者来说,人统治人,他可能不服,如果加上天,加上神,加上祖宗,他就服了。你看‘礼’字,繁写的礼字,‘禮’右边的上部分是‘曲’,表示一个盛着各种食物的器皿,下部分是一个‘豆’,就是一种高足‘祭器’,读Li,也读Ti,加一个‘骨’旁,便是‘體’;对于人来说,要在偶像前陈列献给神灵、天地、祖宗许多美好的食物和礼物,人与人之间才能互相团结起来。我平常看书,很多时候是时候随便翻一翻,最好不必要带有很强的目的性。其实有些时候看一本栽花种草的书、一个有趣的小品,同样都是一个点点滴滴的积累。年轻人在年轻的时候对未来有很多的憧憬,但后来会发现平平淡淡才是真。我想起有几个人,其实也是文人,但是当他们跳得太高了之后就超出了文人的范畴。一个是瞿秋白,他说过一句话“我本来就是一届书生嘛,我为啥子要去搞革命呢”;另一个就是陈独秀,他后来结局也不是很好,他们身上的才华作为一个文人还是很不错的,但人最终的命运还是根据每性格去决定的。我的性格就是,一远离政治看一些闲书;二多读书少写书,人活得稍微愉快和轻松一点,做人要要核算生命成本。有一个故事说一位父亲希望他的孩子考上大学,就做一些苦活累活来供养儿子,当他的儿子都考上大学时他又病倒了,儿子又辍学打工为他治病。其实他们双方的愿望都是好的,但又都没有满足彼此的心愿。如果一个人去透支自己的健康去换取东西呢,其实是得不偿失。
除了家谱之外地方志我也收集了很多其他的古籍,比如成都县志、华阳县志,地方志和族谱差别很大,但都指向一个问题——我们从何处来。地方志是城市的文化记忆载体;族谱则是个体立于当世的根。此外我还收藏了各种碑帖,教材、课本甚至一些日记,这些都是可以写文章有故事的。我收集了不少清代的教科书,以及大量民国时期、解放区、五十年代、文革时期的课本。而日记则非常有趣,它记载了人内心最隐秘的东西,通过这些能看出这个时代最真实的东西,而真实以内的东西,就是一个人的内心。你可以通过史料看出一个社会的现象,但你不能看出现象背后的东西,而日记就可以反映出来。
我在收集这些旧书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很快乐的,也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文人学者大都有淘书癖,至他们闲暇时逛旧书摊,翻翻检检,一切乐在“淘”中。有时候不经意间获得意外的惊喜,真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在这些年间也放走了大量的机会,回想过来也很惋惜。但更多的时候我是选择我喜欢的,而不是把收集古书作为一个生意来做,买进卖出,我只买我喜欢的。人的一生肯定都有捡漏的、幸运的,也有错过的,回想起来就是有得必有失,还是要看缘分。我收集这些东西都不是刻意的。我今天在地摊上看见一本喜欢的书,刚好我的经济能力也能够负担得起,那我就买下它;如果我负担不起那也就算了,娱乐一下自己的眼睛也就够了,并不是非要占有,失去了也不会太在意。但如果是一个资料我必须得保存它,我有这个义务,别人需要它我也会慷慨的提供。因为资料这种东西不一定非得占有,任何知识都是属于全人类的,大家都应该得到,尤其是你们这种年轻人,你们最需要对它们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