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尚无法脱离资本主义,若不借助资本的力量,社会主义就不会成功,而资本若没有社会主义的约束,便将成为洪水猛兽。资本的力量在冷战结束后大肆扩张,资本在社会主义大国中不可或缺,但资本的扩张让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两极分化严重。
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世界必然是一个两极分化的世界:一极是财富和奢侈的积累;另一极则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资本扩张带来的隐患必将成为中国走向共产主义的阻碍,因此解决这些隐患显得尤为重要,针对上文所提到的隐患,我将提出以下几点解决方法:
第一,严厉打击官僚的腐败和特权行为,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官僚化使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更为严重,官商勾结起来贪污腐败使得富人更富,与穷人之间拉大差距,特权主义让官僚成团,普通群众无法进入官僚圈,这违背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官僚化是资本扩张的一个重要原因,抑制官僚化的泛滥便可抑制资本的迅速扩张。
第二,政府的“自主性”不能过强,因为强“自主性”政府完全可能是服务于官僚集团自身利益的政府。政府不能过于独立,需要被制约,中国政治体制须从自主性逐渐转变为先进性和代表性。
第三,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林毅夫教授论证说,我国现阶段劳动力相对较多,且相对便宜,因此劳动力具有竞争优势,我国若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型的产业,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力相对密集区段的生产活动,就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让更多具有劳动力的穷人进入就业市场。正因为具有竞争优势,这些产业就能赚取最大的剩余,实现资本的快速积累,使资本逐渐从相对稀缺变成相对丰富,劳动力则从相对丰富变成相对稀缺。于是,产业会从劳动力相对密集型逐步升级到资本相对密集型,而且,穷人拥有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值钱,富人拥有的资本的回报就会越来越低。这样,既能够有效率,又能在生产过程的要素初次分配上就达到公平,使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我国在初次分配上还没有形成效率与公平的统一,考虑到符合当前比较优势的产业中的企业绝大多数是民营中小企业,因此,政府扶持中小企业,是破解效率与公平问题,缩小我国贫富差距的重要举措。
第四,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管,资本扩张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商人对某一行业的垄断。对此,应该提高一些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引入竞争机制,缩小国家垄断性行业的范围,减小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
第五,在经济体制上选择“共益性”市场经济。“共益性”市场经济体制是介于经典社会主义和经典资本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这种经济体制是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重,同时亦能抑制资本的大肆扩张。这种经济体制有四个特点:其一是顶层规划,该特点会对市场盲目性进行自觉引导,马克思曾指出经济活动的盲目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致命伤;其二是公有资本,公有制是与已经社会化的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可以消除资本主义剥削的经济基础,从而在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和贫富分化;其三是平台型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作为中国经济活动的“操盘手”,各地区政府之间相互竞争、学习、联合,通过土地开发、产业规划、园区建设等方式来拓展业务,从而促进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土地资源的配置权是地方政府作为“平台型企业”运作的阿基米德支点。;其四是民生国家,孙中山先生认为民生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民生国家具有双重功能,即社会保护功能和经济效率促进功能。
第六,实现“让人民当家作主”,再造人民,把基层重建为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共同体。资本主义的一头独大必然会导致国家的失衡,因此应该让劳动人民过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集体生活,得以制度化地直接参与基层治理,直接参与管理农村、管理社区、管理工厂,并通过文化建设重建伦理生活,通过节日庆典、公共聚会等传统形式和社区微信群、电邮、短信、手机报等新信息技术形式组织基层的共同体生活,才能恢复劳动人民的主体地位,把基层社会重建为劳动人民的共同体。
我们必须承认资本对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在中国飞速发展的道路上,资本的积累是尤为重要的。凡事有利必有弊,资本在扩张的同时也给我国带来了严重的隐患,如何将资本控制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成为了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要让资本既能推动我国发展,又不影响国家内部平衡的确困难。
彻底解决该问题尚不可做到,但本文中提出的解决方法可大幅度改善目前我国的状况,在中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走向社会主义中高级阶段的过程中,我们必定会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引领我们走到共产主义社会,即大同主义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