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平

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平

从最原始的资本主义到今天，资本驱使下的逐利都需要这二者：自由的劳动力和充足的资金。所以组织生产者会将小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剥离（农民失去自有土地，小公司被收购），让他变为自己的雇佣工人，然后将赚到的钱作为自己的原始资本，从而继续扩大生产。如今，企业之间的吞并联合，组建大规模股份，投资行为等直接在金融层面上手段是更快的得到更大数目的资本的方式。每次操作必然地导致了财富的重新分配，资本越来越聚集在大资本家手里。在工人们涨了一点点工资的时候，资本家们已经拿到了成倍的钱。

许多学者将“橄榄型收入”看作是比较稳定的结构，即极富者和极穷者分布较少，更多的是中产阶级者。我国在努力变成橄榄型收入的国家，橄榄型社会是“十三五”的既定发展目标，也是我们党在确定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构成目标中的关键一个，所以说，中国发展的既定方向就是橄榄型社会。对于中国来说，橄榄型收入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带来社会稳定；中产阶级受教育良好，更具有社会公德；在中产阶级间的竞争中，也利于社会发展。

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形成了这一分配格局,其中在欧美、日本等国家,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已经占到了全社会的70%以上。德国的中产阶级占比是81.2%，是典型的橄榄型收入国家，由于中产阶级多有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心态，中产阶级的高占比给国家带来了充足的技术优势，推动了社会发展。中等收入群体主要靠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源要素获得收入，也就是用高技术产业很多，人力资源导向的产业发达，而技术人才几乎是中产阶级中占比最多的。德国的制造业是举世闻名的，德国历届政府十分重视制造业的科研创新和成果转化，着力建立集科研开发、成果转化、知识传播和人力培训为一体的科研创新体系。它的最大特色是个人、企业和政府的统一：科研人员出成果、企业出资本、国家出政策并负责对企业和科技界进行沟通和协调。

然而今年4月，根据《德国时报（diezeit）》的调查，中产阶级中的很多人，却并没有这样的自我认同感。他们把自己称为“辛苦工作的中层”，“中间阶层”，总之不是传统意义上生活稳定、衣食无忧的“中产阶级”。其中最大的不满来自于钱不够，比如“以前，我们这样的还买得起独栋别墅，现在基本是不用想了。尽管我和我的妻子全职工作，但是每月末我们能存下400欧元余钱，就已经很不错了。”“我们一直在努力工作，但对于退休之后的生活，我们还是感到忧虑。我们始终在担心退休金不够的问题。”

这个现象就是两极分化的愈演愈烈:从橄榄型收入的社会变为M型收入的社会。富者大赚全世界的钱，财富快速攀升；另一方面，随着资源重新分配，中产阶级因失去竞争力，而沦落到中下阶层，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在中间这块，忽然有了很大的缺口。在70年代，日本中产阶级的跌落，成为非常典型的M型收入社会。大前研一在《M型社会》里表述了在工业时代，“工程师”和“高级产业工人”类的人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体，这群人社会需求量大、可以批量生产，成为“中产阶级”的主要构成人员。而到了后工业时代，由于社会价值矛盾由生产效率向资源和精神溢价方向转移，这类人的相对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相对降低，降低到接近甚至部分低于“社会不可替代服务型劳动者”（比方说理发师、装修工人、保姆等等）的水平。而掌握自然资源、政治资源这些稀缺资源，以及新兴的，能够满足精神需求（如时尚行业）的人，或者依靠破坏性创新创造价值的人，则会向右侧移动，后者会变成新富人。

如今已经是一个极少数人攫取了大量财富的金字塔社会，99%的普通人与1%的富人对立的社会。不同于橄榄型社会，金字塔社会缺乏稳定性和公平感，中产阶层庞大意味着社会经济资源的分配相对比较合理，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不会很激烈，而中产阶级的丧失就是极富和极穷者赤裸的对立，比如当前流行的“仇富”、“仇官”等社会不满和怨恨情绪就是明证，这也是诱发社会泄愤等大规模群体性冲突事件的“助燃剂”。

世界被资本裹挟着向前走，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不公平，滋生了各种社会矛盾。要做到摆脱这些问题，并非修改几个法案就可以完事，比如历史上每发生一次经济危机，每个国家都会做出相应的改良措施，可经济危机从未停止。因此，只要还在这个被资本绑架的制度之下，就没法根本的解决这些问题。并且，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大势，几乎每个国家都不得幸免。

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速是世界共同见证的，但同时，中国的基尼系数也一直越红线不下，财富差距也大的惊人:最富的1%家庭占据了30%财富，最富的10%的家庭拥有的财富占总的63%~85%之间。所谓中国梦，对百姓来说就是只要努力读书变成文化人，就能跻身上流。可事实上，跨越阶级变得越来越难，要是没有家底背景，出人头地通常只能是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