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古为鉴，以史为镜 ——浅谈《万历十五年》对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以古为鉴，以史为镜

——浅谈《万历十五年》对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引言】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也是继汉唐之后的黄金时期。然而这个庞大的王朝历经了两百多年后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陨落了，其原因不仅是因为清军入关，明朝社会的弊病早在万历年间就隐隐显露。《万历十五年》一书以独特的叙述方式和视角，围绕万历十五年这个关键时间，分析阐述明朝的政治社会弊病，兼具文学性与通俗性。历史已然成为过去式，但对于后世却有着警示和指导作用，该从历史中吸取怎样的经验教训以促进当代中国的发展，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内容概述】《万历十五年》选择以六个人物——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为切入点，分别代表大明王朝最高权力的象征、行政实际领头人、文官、高级将领和思想家，通过分析他们周围的事物变化来窥探王朝的内患，从而表达出作者的观点：以道德代替法制，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万历皇帝从兢兢业业到消极怠政，张居正从呼风唤雨到死后萧条，申时行从费心周旋到被贬回乡，海瑞一生刚正廉洁却仍是郁郁不得志，戚继光即便是懂得在官场之间周旋然最后还是在贫病交迫中死去了。明朝从建立之初发展到万历年间，已经形成了稳定的文官集团，集团中的这些人影响着全国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领域，任何触动到集团利益的行为都会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以道德治国，促使了文官集团的形成和巩固，反过来，文官集团又在维护着这种政治模式，最终导致了明朝的覆灭。

作者在自序中提到“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1]整部作品就是围绕这句话展开的叙述和议论。

在《万历十五年》的第一章，作者从小细节入手，先写万历十五年阳历三月二日这天的环境“天气虽然不算酷寒，但树枝还没有发芽”，再提到百官在这一天因为空穴来风的消息而去参加不存在的午朝这一事件，事件以万历皇帝为了维护朝廷体统和皇家礼仪而处罚百官为结束点。这一事件看起来稀松平常，具有戏剧性，就连作者的叙述方式也带着文学性，但却是明朝道德礼仪治国的重要切入点。万历皇帝九岁登基，在皇位上坐了多少年，就被礼仪束缚了多少年，并且这种礼仪是带有道德压迫力量的。为了给天下臣民做出表率，他需要跪着诵读母亲对他的赞扬文字，需要在出现自然灾害时反省自身直至大自然不再显露异象，需要遵循儒家的长幼次序来指定继承人，同时，也不能擅自离开皇城和带兵作战。发展到此时的文官制度已经非常成熟，利益驱使文官们抱成团体，他们懂得如何以道德为借口，通过进谏对皇帝的言行进行限制，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万历皇帝本可以励精图治，但是在太子的人选上和文官集团发生了重大的冲突，儒家的伦理道德要求立长子，而万历则心属郑贵妃之子，这场拉锯战持续了数十年，最终以万历的低头为结束。当然，万历是心存不满的，他这个皇帝既没有话语决定权，还时时刻刻受到道德礼仪的约束，只好摆出消极的姿态，开始了和朝臣的“冷战”。

提到文官集团，就不得不提到两位首辅——张居正和申时行。大权独揽的张居正好比是文官集团的眼中钉、肉中刺，为了更好地治理国家，他独断专行，用偏激的方法毫不留情地戳破文官集团的利益，在土地、人事任免、军事等方面进行改革，严重地威胁了文官们的安全感。正因为文官集团势力庞大，为了更好地提升行政效率，张居正不得不自己培养能用的势力，这也成为了后来有人攻击他结党营私的一个重要依据。而申时行的处事方式相对于张居正来说要圆滑得多，他深谙文官集团的利益所在，同时又认识到王朝必须改革，所以采用折中的办法，调和皇帝与文官集团的矛盾冲突，潜移默化地对王朝进行变革。但是这种变革所起到的作用并不明显，并且申时行在这种调和还未有巨大成效时便因为文官集团之间的勾心斗角而失去圣心，只好回乡养老。

海瑞，无异于是文官集团里的一直奇葩。他对自己的道德要求非常高，尊重着并不完善、也没有环境去完善的法律，并且企图以此去要求所治理的百姓和同僚，就连对皇帝也敢直言不讳。这样的性格太过于刚直，他不能领会的是“帝国的政治措施至此已和立法精神脱节，道德伦理是道德伦理，做事时则另有妙法”[2]，因此他并不受人欢迎，但是依照道德标准做事又使文官集团拿他无法。所以文官们联合皇帝给予海瑞官职和俸禄，但是却不把实权交到他手中。海瑞的确拥有者超乎常人的、符合儒家道德规范的品德，但是这也成为了他为官路上的障碍。从文官的特例——海瑞身上，我们能看到明朝的文官集团内部是极其腐朽的，以道德为旗帜，下面其实覆盖着众人的私欲。

而从张居正所欣赏的戚继光身上，又能折射出当时军事的发展状况。戚继光不同于刚直的海瑞，他懂得与文官们周全，升官发财对他来说并不是需要比如蛇蝎的东西，而是保家卫国和建立新军的一种手段。在抗倭时期，他能清楚地认识到现状，不做无谓的改革，到西北之后，他着手进行新军改革。按理说，有着张居正的幕后支持，凭着戚继光出色的军事才能应该能将明朝的军事做一定程度上的提升。可惜的是，张居正死后被清算，戚继光也难逃牵连，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他所推行的措施在事实上打破了文官集团所力图保持的平衡。他和张居正的关系非同一般，又手握重兵，严重地威胁到了文官集团和皇帝，因而是悲惨的结局。

两位性格迥异，参政手段也南辕北辙的首辅的变革均以失败告终，海瑞和戚继光的努力也没能延缓明朝的衰败进程，“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里，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3]整个明朝社会的维持仅还依靠着巨大的惯性在支撑着。个人的努力在庞大的文官集团面前仿佛是不堪一击的，即便是有着短暂的上风阶段，也終被压了下来。

那么，文官集团的力量为什么会这样强盛？以德治国的另一面，就是法律的缺失。在人口众多甚至是杂乱的中国，仅仅依靠道德、品德来治理国家，就很难排除人的私心和私欲，从而衍生出潜规则。文官集团内部层层递进，小官身后靠着大官，彼此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因为一旦落单，不仅容易在官职考核和升调中被剔除出去，更是远离了利益重心和政治中心。牵一发而动全身，也正是这种利益的集合，才使得明朝的变革如此的困难。

再观当今，中国政府强调的是法制社会，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法律对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和治安状况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与此同时，道德也不再充当法律，而是成为了人文教化的一部分。中国执政机构与行政机构虽然分属不同的机构，但仍然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员是重叠的，这些人处于政治权力的中心，掌握着大量资源，为了共同的利益，他们会与另一部分拥有大量资本的人形成力量强大的利益团体，所以严防和打击这样的利益团体是如今中国需要引起重视的事。习近平主席上台后，提出“苍蝇老虎一起打”，此种措施对这样的利益团体无异于是一剂猛药，也是促进中国社会良好发展的良药。

《万历十五年》是失败的集合，“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固态绝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历史的失败并不是羞于启齿的事，以史为鉴，才是我们应该从中学到的道理。

【尾注】《海瑞集》

《由<万历十五年>浅谈当前中国政治改革现状》

《<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

《神宗实录》

[1][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2007.1，北京，p4

[2][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2007.1，北京，p147

[3][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2007.1，北京，p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