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翻译中的跨国变异

摘要：钱钟书先生所著的《围城》是一部辛辣讽刺又富有韵味的小说，除了在国内受到追捧，在海外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翻译出版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变异。展现出的是中西两种异质文化在交流中由于接收者的主体性，产生的接受与选择的不断进行，以此来揭示文化变异和文化的独特品格。

关键词：围城翻译跨国变异文化交流

正文:

《围城》的英译本由珍妮·凯利和茅国权二人合作完成，自1979年出版后就受到美国学界的重视，在海外有很大的影响力。并迅速于1980年4月再版发行。茅国权是华裔美国学者，有在香港接受中文教育的背景，担任教师后也一直从事中文翻译，擅长翻译小说，曾经译过短篇小说《十二楼》和长篇小说《寒夜》。珍妮·凯利是美国威士康辛大学中文系硕士，擅长多语体的翻译，曾经译过《喻世明言》中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和《聊斋志异》中的《崂山道士》等。两人在翻译《围城》之前，已经有了一定的中文小说翻译经验，且华裔学者和海外汉学家的身份更有助于作品在他国的文学接受展开。

钱钟书擅于利用精妙的比喻来展现人性，书中的比喻体现的是中国文化意象的特点。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认为,使用比喻的目的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认知的,二是美学的[1]。语言的比喻魅力能否体现取决于文本输出方和接受方的理解，而双方认知背景的差异导致了翻译者的重要位置，在翻译的过程中，由于译者的理解和创造，就会出现文化意向的失落和变异。小说中的：“我想这迷汤灌错了耳朵,便不客气把听筒挂上了。”[2]。译文:Ithoughtallthatricegruelwasbeingpoureddownthewrongear.[3]，这里的迷汤在汉语中运用得很普遍，在中国的小说中还包含“孟婆的迷汤”这种耳熟能详的比喻，联系行文，可以看出这里的比喻是指让方鸿渐感到不适的阿谀奉承的话。中国读者和写作者的认知背景重叠，所以很轻易地就能感知到这里比喻地精妙和意象使用的恰到好处。译者直接翻译为”ricegruel”，将迷汤翻译为米汤，西方的读者没有关于中国传统意向的知识储备和共同的认知背景，会就产生阅读障碍。他们容易将米汤认知为饭桌上的食物，而食物本身是如何让主人公产生不适感的，其中的关联读者并不能想到，这可以看作一种文学的误译与误释，是文化交流中的阻碍点，鲜明地反映出了在文化交流、碰撞中产生的扭曲和变形。而这里产生的误译并不是翻译者自身的故意行为，而是两种不同文化自身的特点产生的，中华文化中很多精妙的比喻并不能依靠简单的直译就将其表达。小说原文中还有：女人涂脂抹粉的脸，经不起酒饭蒸出来的汗气，和咬嚼运动的震掀，不免像黄梅时节的墙壁。[4]，译文为：Thewoman’sroughedandpoweredfaces,unabletowithstandtheperspirationsteamedoutbythefoodandwindandthevibrationsfromtheexerciseofchewing,resembledthewallsduringtherainyseason.[5]这里采用的是陌生化的比喻手法，新奇地将女人的脸比喻为黄梅时节的墙壁。除了历史因素以外，地理环境也会对文本翻译的变异产生影响。黄梅时节是属于我国江浙一带的气候专称，经历过黄梅时节潮湿又烦闷的人很轻易地就能体会到这个比喻，感受到女人涂脂抹粉的脸上的厚重和黏乎乎的油腻感。这样的幽默讽刺让人感到语言的魅力。译者译为“rainyseason”，把其中蕴含的文化信息都舍掉了，直接取内在含义，想要减少因为解释繁复影响读者的阅读，然而这样就必然产生文学的变异。

除了翻译者的误译和转译带来的文学的变异，接收者在文学体验中也会进行再造，从而产生文本的变形。当译者完成翻译后，剩下的文学接受就是读者自身的理解了。读者会用自己的生活体验，加入对译作的再创造。由于读者的再创造性是在译者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他更具有再创造性和叛逆性。

钱钟书先生博冠古今，在小说中常引用名句，如出自《礼记·大学》的齐家治国平天下。被译为:Thehomemustbefirstputinorderbeforethekingdomcanberuledandthecountrypaci-fied[6].原句是儒家经典名句，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将其定为最高的价值实现，在思想体系中占据相当大的位置，对个人一生的发展都具有指导意义。是意识层面上的精神力量。而西方读者并没有这类认识和知识储备，对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积累也不能理解这句话对知识分子的影响。这里接受者容易根据自身环境去带入，海洋文化追求自由，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没有长期受到儒家文化浸润的中华文化大，两者在本质上就存在差异，接收者倘若没有一定的文化积累，就会对这句话的理解产生偏差甚至是觉得这种思想很狭隘，体现的就是在翻译过程中，由接受者产生的文本变异，其实质就是文化不同，导致环境、个人成长经历等的不同产生的影响。

从《围城》翻译过程产生的跨国变异可以看出，文化与文化的交流不是简单的输入和传输的单向过程，而是伴随着接受者不断进行选择的过程、肯定与否定、接收与排斥并存的过程。即便是接受，也存在着大量的文学变异。这是由于特定的历史向度和个人因素产生的。一部优秀的作品，却可以在这种变异中激起接受者对原文化的探索，《围城》正是吸引到了许多读者展开对中华文明的探索。可以看出这部作品的魅力。

[1]NewmarkP.ATextbookofTranslation[M].PrenticeHall,1988.

[2]钱钟书.围城.第2版[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52

[3]KellyJ,MaoNK,etal.Fortressbesieged[M].Penguin,2006:56

[4]钱钟书.围城.第2版[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496

[5]KellyJ,MaoNK,etal.Fortressbesieged[M].Penguin,2006:497

[6]KellyJ,MaoNK,etal.Fortressbesieged[M].Penguin,2006:71

参考文献：

【1】钱钟书.围城.第2版[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2】KellyJ,MaoNK,etal.Fortressbesieged[M].Penguin,2006

【3】孙艺风.《围城》英译本的一些问题[J].中国翻译,1995(1):33-38.

【4】王磊.隐喻与翻译:一项关于《围城》英译本的个案调查[J].中国翻译,2007(3):75-79.

【5】张帆.译介学视角下的《围城》英译[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

【6】吕晓义,韩江洪.从读者接受理论看《围城》翻译的得失[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4(1):74-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