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爆炸时代,我们通过媒介组织获得信息,而这些信息中有一部分会成为“热点”,甚至逐渐成为一种“流行”。我认为可以先从媒介和受众方面分析。
首先,信息是由传播媒介组织发出,大众传媒新闻报道是一个取舍过程,而传播媒介在这里作为“把关人”,会先对信息进行筛选。而影响媒介组织对“热点”把关的因素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信息本身、受众等因素。然后媒介组织会对这些信息进行“议程设置”,其认为是重大的信息作为重点、深入报道,这些信息就会变成当下的“热点”信息,为社会讨论,比如现在的微博热搜榜(这同样也体现了大众传播的社会地位赋予的功能)。一些媒介因为利益因素,把一些本不重要或缺乏真实性的讯息作为重点报道,就像常见的娱乐新闻炒作。或者想提高关注度,引起舆论,比如在江歌事件中将矛头指向刘鑫而不是凶手。此外,这些“热点”本身就是具有价值的讯息,具有重要显著性,会涉及敏感、关乎公众利益等话题,由于受众心理上的接近性,自然对其关注度会较高,而这些讯息自然就成为了“热点”。比如,“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被报道出性侵虐童事件,一开始只是在网上发布,没有权威性媒介参与报道,但也同样引起了全国上下的高度关注。
其次,从受众方面讲,受众首先会对讯息进行选择性接触。受众对“热点”的反应有“基于乐观主义期待”的肯定态度和“怀疑主义”的忧虑态度。传播“热点”的媒介可以看作是“意见领袖”,他们所营造出来的“拟态环境”,即使是少数,但经其强调提示也会使部分受众中持与他们相同的观点。而另一部分受众可能会持怀疑、反对这些相反的态度。比如,在“红黄蓝”事件后续报道中,受众对媒介失去了信任,陷入“塔西佗陷阱”,对所谓的真相及审判结果充满怀疑和争议。还有一部分受众,会持一种“事不关己”的态度,就像平日里我们所说的“吃瓜群众”。除此之外,受众在群体内部会受到群体感染、群体暗示、群体压力的影响,并且群体具有的“匿名性”,因此一些受众会服从多数人的意见,从而会形成群体意识、公共意识。比如在非典时期“抢盐”事件。剩下的一些没有附和受众也有可能选择沉默。
总之,在信息爆炸时代“热点”信息的出现,首先是在于媒介组织的传播的引导,作为“把关人”和“意见领袖”对信息的筛选和发布。其次就是讯息本身就具有新闻价值,关乎公众切身利益或具有显著性,本身就是一个热点。最后,作为传播对象的受众,受到自身、外界环境以及群体内等因素的影响,对“热点”信息又会持支持、反对或沉默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