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淹的“乐忧”思想

仲淹的“乐忧”思想

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摆在首位，为祖国的前途、命运分愁担忧，为天底下的人民幸福出力，表现出作者远大的政治抱负和伟大的胸襟胆魄。这是范仲淹的一句话，看似只是范仲淹的远大政治抱负，然而在他那个年代，说出这句话的远不止一个范仲淹，有千千万万个范仲淹，

而这千千万万个范仲淹都有着同一个特点-关心政治，好议论。都怀着一种万家忧乐上心头的感受。而这些文人志士的生活，写作都带着一定的政治化，议论化的特点。我觉得

这种情况的出现带着一定的必然性，

1.宋代文人受庆历疑古议古思潮的影响，崇重气节人品的风格，注重人事精神的培养。。宋代经学重义理，好创获，重发挥，喜新说，在阐释与发展儒学内在价值的同时，高扬主体意识和理性精神，其基本特征之一，就是怀疑精神。所以在那个时代，北宋是一个极贫极弱的国家，所以政治家从各个方面来进行改革改变这种局面，然而在这个特殊的时间点，怀疑精神的出现，导致每一个改革者在改革的同时接受的不仅仅只是当政者，和大臣门形形色色的议论和探讨，更多的还有在野的文人志士，所以北宋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改革者，所以就有了更多人关于政治的关心和议论。所以在北宋，好议论折射出的更多的是文人对关心。

2.科举考试的改革、台谏制度的完善、对这种好议论精神的形成具有直接的作用。

《宋史》上便说，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朝廷有大政事，台谏可以否决；君主有过失，台谏可加制止；百官犯错误，台谏可以给予批评弹劾。宋代的台谏在选任、回避、言事、监控等方面都形成了完备的制度。正是因为这种太谏制度，在对于政治方面，给予了文人更多的议论的权利，他们在对于当政者，改革，大臣，朝廷各个方面的议论都具有合理性。正是因为这种制度的完善，所以文人更加关心政治也更加愿意去议论政治。

3.宋代重文轻武。宋太祖深知“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的道理，因而有一系列尊崇文人的措施出台。宋朝大力发展科举，彻底取消了门第限制，社会各阶级的优秀子弟都被允许应试入仕。范仲淹、李纲、岳飞、宗泽、文天祥、陆秀夫等皆科举出身而这些寒门出身的士子一旦登第，多怀忠君爱国之心。宋朝统治者对文人极其尊重，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俸禄也极丰厚。世人多称宋朝为士大夫政治。由此可见，即使“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虽勇于指挥善战，也不愿充任武职，继范仲淹后，庞继和王沿也都上表坚辞，“不肯拜”。由此可见，在北宋，即使是愿意改变当时北宋那种局面的人，都愿意从政治的角度出发，所以文人都愿意议论政治，而很少有人去弄刀弄枪，所以在北宋出现了很多的文人，即使是在诗歌或者文章中表露自己愿意为国精忠为国效力的那种急切的心情，也不愿意上战场。所以北宋文人都只是在家中写写诗歌来表达自己的爱国之心。

所以，正是因为这几种原因的叠加在一起，即使是在说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面前，他宁愿接受的是在朝廷上各个大臣争锋相对的改革方案，也不愿接受在战场的为国厮杀，所以，在北宋有千千万万个在依着围栏“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文人，在我看来他们这些文人，在诗歌中议论政治，议论大臣，议论当政者，这些都是他们爱国的表现。这种士大夫的议论精神才侧面看来也是一种爱国精神的体现。虽然他们不可以施展自己的抱负但是可以述说自己抱负。用这种精神慰藉来缓解自己的强烈希望国家摆脱现状的思想。所以这也是一种爱国精神。

当然宋代文人的议论不仅仅是议论政治，议论只是一种形式，议论的不单单只是政治，还有说理。

比如苏轼的诗歌，他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生在此山中。”当然写庐山的人从古并不少见，在李白的《望庐山瀑布》中也写到了庐山，如果说李白是移“情”入景，那么苏轼就是移“理”入景，苏轼重在后面两句说理的部分。揭露了一个哲理性的问题，看问题观察它的各个方面而不是简单化一。

所以这种以议论为诗的特点就很明显，它讲究理趣，有意味，言理入诗，很多诗歌都具有散文句式，这对诗歌来说也是一种变革。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诗歌就趋向于政治化，在宋代，有很多议论诗歌都具有政治化的特点，诗歌也成了表达诗人们自己郁闷的一种心态，诗歌也就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但是无论如何在宋代，诗歌议论化的特点是具有当时的时代意义的。很值得我们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