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里的儒学弊病

引言

在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儒学脱颖而出，是因为儒学里的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恰好传承了由尧舜时代流传下来的优良品德，很多理念符合当时治理国家的需要，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样一种教化人民的学术是不可能不被认同的，再加之孔孟二人的影响力，鼎盛的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更受到青睐。有的学术适合战争时代，有的学术适合和平时代，儒学在两者中能各占一席则是它能登上百学之首宝座的重要因素。

当然，要说儒学不得不提到《论语》，这本儒学最经典的作品记录的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行为及语录，儒学的部分思想就包容在这样的一本书里，甚至是儒学对当时代的人和社会的影响也能由此可见一斑。若是去辩证的看待世事，就知道万事皆有利弊。且看《论语》里占比不高的几句话，或占比颇丰的主体观念便可以浅论其弊病。

一.对农民和女人的偏见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孔子开始觉得樊迟是小人，就仅仅是因为他向孔子请教有关种庄稼的问题，他教育樊迟说要做好自己的学问自然有人来投靠他。

这样的想法是对当时的读书人影响很大的，可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农业生产是很重要。在《论语》的颜渊篇之七中记录到子贡问孔子治理国家时如果在“足食，足兵，民信”中不得不舍弃一样那么舍弃哪一样，孔子说舍弃兵力，子贡又问剩下两样中又要舍弃一样，怎么选，孔子说“去食”。就在这里也不难窥见，在孔子的眼中，教化民众让民众死心塌地是第一位的，甚至超过他们的温饱和安全。这其实是对农民以及农业生产的一种偏见。

将这样的偏见放到另一个层面，这就是实业或者实践能力的削弱，知识分子去追求入世，去追求统治在一定层度上弱化了这一批人失去了实践操作能力。诚然，理论知识和学术是可以推动社会发展的，但在那个社会生产力落后的时代相较于现在是截然不同的，同时代的墨子就拥有小孔成像原理、力学原理之类的科学生产技术。就这一点上，儒学就是存在弊端的。

再谈女人，一句“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成为了后世人批评儒学不重视女人的证据。当然，这句话有多种不同的解释，有的人认为“女人”是特指，不是泛指，有的人认为“女人”应该分开成“女”和“子”理解。不过儒学里女人的确往往是作为依附于男人而存在的，女性的个人主体意识渐渐变得模糊，由此循环往复，女性的地位也就越来越低。当然这不是全是儒家的错，在那个时代男性力量更强，有机会去学习知识，而女性则完全反之。与对农民的偏见一样，对女人的偏见是对封建阶级发展的助长，这样的偏见对国人的思想观念的影响直到现在仍有残留，而封建阶级制度的应景分析涉及方方面面，此不加赘述。

二.对礼乐的过分强调

这便是在引言里提到的占比颇丰的观念。从国家发展的早期来看，对礼乐的强调是有可取之处的，毕竟国家的管理是需要有个规矩的。礼乐制度大到祭祀、宴享、朝贺等场合的音乐，小到各级部门的人所用的门有几颗钉，马要用几匹。

例如孔子的那个徒弟，子路，在一次打仗的时候帽子歪了，他放下剑先去扶正帽子，结果被别人给杀死了。这是一种对礼乐的盲目遵守，换言之是被礼乐禁锢，不知变通。若读到八佾篇之十一，会看到有人问孔子有关禘祭的理论，孔子指着自己的手告诉别人知道这种礼仪的人治理天下大概就像放个东西在手里一样。孔子是被尊称为孔圣人，他周游列国被接受的学术被接受，倘若把礼仪制度放到这么高的位置，那就必定意味着例如国家法制，国家军事力量被放到了更低的位置。回到人们会被礼乐禁锢的问题，礼乐不能被百分之百的否定，至少它作为当时的一种管理制度有着和法制一样的管理属性，可是它也不能被过度的推崇，因为法制是干净利落的，礼仪制度却是繁杂恼人的，过度推崇只会影响社会生产效率。

这种礼节，和繁琐的过程，直接造成了中国历朝历代累计起来有大量的知识分子食古不化，若拜读陈舜臣先生的《日本人与中国人》就不难看出日本繁杂的礼节和规矩就来源于中国古代礼乐制度，时至今日这样的弊病依然在日本文化中散播，不断的推崇礼仪制度是对执行力和改革精神、创新精神等方方面面的阉割。

三.主观化与理想化

通读《论语》，仔细看来就会发现论语里很少有具体的量化数据，都是强调从内心出发的一种揣摩个判断。可每个人的标准是不统一的，当然这是思想碰撞，社会正在进步的一种表现，可是放之于儒学影响下的管理问题，这就很让人头疼了。研读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就会看到千百年来的由这种主观出发的封建礼教思想，是一种巨大和沉重的可以把万历皇帝牵着鼻子走的道德观，但是倘若国家的治理能存在一定比例的量化管理，而不是思想系统，管理的效率会高很多。

“君子”、“仁者”、“孝悌”等字眼贯穿了整个《论语》，没有量化考量，这往往会造成本身的矛盾。有一个简单的例子，儒学讲“仁”，讲“礼”。“仁”里面有民生，希望人人平等，保护每个人生存发展的权利，可是“礼”讲的就是一种规矩，在《论语》里泰伯篇的一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则是暴露了一种保守的思想，再如“礼”嫡子和庶子的不同态度这都是与“仁”有矛盾的。当然这样的矛盾放大了，会在人的潜意识里培养这样的思想，影响到个体以及集体的处世方式，甚至导致诸如上文所提到的管理等问题。

再言与主观化密切关联的理想化。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孔子说：“只要自愿拿着十条干肉为礼来见我的人，我从来没有不给他教诲的。”孔子的入学标准是要十条肉干。后来这一词也渐渐成为了学生给老师的学费的代名词。

孔子不是慈善家，他表明了两个态度。第一，来我这里学习可以，先天智力条件其次，但是你必须要有学费。第二，只要你是我的学生了，我一定认真教导你。也就是说，既然要交十束肉作学费，那必定是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子弟才有入学的可能，贫穷人家自然是交不出十束干肉来的。联想到孔子“有教无类”的教学理念就不难看出这样的想法很大程度上只停留在口头上，在社会实践中根本不可能推行。儒学在治学方面对社会的确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只不过例如“有教无类”这样至今都没有完成的梦想在那个时候看起来的确是理想化的。

同理，把这样的理想化放到另一个层面。儒学推行仁政，但是纵观历朝历代，仁政盛行的前提是大统一的格局，生命安全一定是经济基础的前提，而文化素养的全方面提升恰恰就建立在经济基础上。这也是儒学治国的缺陷，人类需要诗词歌赋、文化理想、但在纯粹的武力威慑面前它们都会化为乌有，这好比刘备和诸葛亮把仁的智慧和武的智慧巧妙的结合了，三雄才能有他们。理想的确可以丰满，可惜现实也的确是现实。

参考文献

《论语》

《论语别裁》南怀瑾

《万历十五年》黄仁宇

《日本人与中国人》陈舜臣

《三国志》陈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