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庸之恶下的多元思考

平庸之恶下的多元思考

——《朗读者》中汉娜形象与艾希曼的比较

摘要：

《朗读者》是德国作家、法学家本哈德·施林克的一部反思二战的作品。其中女主人公汉娜·施密茨曾是集中营看守，辗转不同城市，最后出现在审判纳粹战犯的法庭上，为了保守某个秘密被判终身监禁。身为看守，汉娜的历史人物原型是二战中臭名昭著的刽子手—阿道夫·艾希曼。当历史中真正存在的人物以文学形象的方式出现，身份从身居要职的男性纳粹军官到普通卑微的女性看守会有诸多不同。汉娜不是艾希曼，但他们存在诸多相似之处，笔者将通过比较这两者的相似与不同来展现汉娜的人物性格特征。

关键词：本哈德·施林克《朗读者》平庸之恶多元思考

一、平庸之恶

首先要申明一个观点：汉娜并不是艾希曼在文学作品中的完全呈现，他们之间存在的是“相似”不是“相同”，这在关于“平庸之恶”的理解上也是合理的。

汉娜与艾希曼最大明显的相似之处在于“平庸之恶”。当时历史背景下，他们扮演的角色相同—齿轮。这是共同的身份特征。阿伦特曾这样评价：

艾希曼既不是伊阿古也不是麦克白，更远远不具备理查三世那样成为“恶棍”的决心，除了不遗余力地追求升迁发财、他根本就没有别的动机，他只是从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

艾希曼只是“最终解决”这台机器上的一个“小齿轮”。艾希曼在二战中的种种作为可以理解为：他从始至终都是机器上的齿轮（零件），即使是在战争结束后这种零件思维遗留依旧会有影响，而作为一个零件就是抛除自我的思维。

艾希曼的工作就是处理跟犹太有关的问题例如犹太人的转移，他签署的只是一纸同意将犹太人送往集中营的文件，汉娜作为一名看守，她的任务就是负责看守犯人，不让她们逃跑，他们都只是在完成自己的人任务，所以他们才会理直气壮的说出自己没有杀人。即使作为真正执行死刑的人也可以说出我是在执行上级下达的任务，不是我也会有其他人来做这样的话。每个齿轮只是按照规则做了自己该做的事但却给一个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同时在这样的思维逻辑下机器上的每个“齿轮”都可以逃脱罪责和惩罚，因为真正有罪的是无数当时规则（法律）和“最终解决”的制定者。但我们必须意识到以上的观点只适用于在政治领域，当这些人站被告者的席位上接受审判时他只是并且始终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这个人有他自己的故事，是一个糅合了各种属性、特征、行为方式和生活境遇的独一无二的合成体。

在朗读者同名电影中男主的法学教授就认为对于二战之后审判罪犯不看对错，而是看是否合法，但那个法律标准应该看当时的法律，但对于那个法律的不是某一国的法律，而是通行的法律精神。以上并不是为了替像汉娜这样的人开脱。阿伦特的“平庸之恶”重点不是平庸而是恶，恶的普通性和普遍性，以至于任何一个人都有犯这样的恶的可能。这是汉娜和艾希曼共同的恶。而接下来讨论的重点就是二者在这平庸之恶下的不同，相同前提下的不同。

二、极权统治下的齿轮

对规则的绝对服从是汉娜和艾希曼的相似之处。他们在当时社会共同环境下的身份虽然不同，但都发挥着相同的作用。无数和他们一样的人一起使那个社会那个国家获得一次次胜利也一步步走向深渊。把个人变成行使职能者和统治机器上赤裸裸的齿轮从而对其去人格化，是极权统治机器的本质。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去人格化，每个人成为一个机器一个零件。汉娜在自己作为看守的漫长时间里很好的扮演了看守这个角色，在自己的位置上尽心尽力，在完成任务时她学会了如何去管理犯人：一板一眼的行事风格、鞭子是个很好的工具等，而这些最终造就和形成了之后汉娜的性格特征：强势、喜欢占据主动、重视规则，重视高效的工作效率，但又有些固执。这种性格影响了汉娜的生活也影响了男主。但是汉娜如此负责任的态度并不是因为她意识到每个社会公民应当去履行自己的义务，她被当时的社会环境强迫着去服从，而无论是作为汉娜还是整个社会都没有意识到这种强迫是无意识的。可以说是全国性的，例如男主就曾认识到在第三帝国，我们各自的父母所扮演的角色（齿轮）很不相同。当时（更准确的是在德国国内）的人都深刻地意识到如果违背规则有可能不得不面对某种“惩罚”。

而这种状况对于艾希曼来说又有不同：整个社会共同无意识下艾希曼具有对庞大的统治机器的强烈认同感，对于参与那段历史或许是成为那场惨绝人寰的民族屠杀的参与者他感到与有荣焉—在他看来，

“我要笑着跳进坟墓”（适用于战争结束时期）与“我甘愿把自己当众绞死，好给这个地球上所有反犹主义者提供一则反面教材”（如今，适用于各种不同场合）之间，并不存在矛盾，两句话都可以产生相同的让他满足的效果。

然而他不是反犹主义者，因为他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甚至是法庭上表明自己对于犹太民族并无恨意，同时他的亲人或者朋友中都有犹太人，艾希曼与他们都有正常交往。艾希曼渴望出人头地、渴望建功立业，而参与政治，成为统治机器上的一个齿轮就是最好的方法（即便是做齿轮也要做那个大的处在关键位置的齿轮）

三、思考的缺失

除了对规则的绝对服从，他们还有一个相似之处：思考的缺失。如此的远离现实、停止思考，对一个人造成的灾难可能要比这个人自身所具有的所有罪恶动机加在一起还要严重。然而即使是同样的思考的缺失的表现也是不同的。汉娜的思考的缺失大多数原因是教育的缺失。在文中，汉娜是个文盲，无法识字。她对于任何知识都是一无所知，甚至可以说包括各种道德，例如和一个小自己20岁左右的学生并且与他很快就有性爱汉娜没有表现出半点犹豫。但她有强烈的自尊不想自己不识字的秘密被人发现，所以她不断变换工作，辗转不同城市。因为汉娜总是过着独来独往的生活，又极力掩藏自己文盲的真相，所以导致她既不能通过看书来获得知识，又不可能因为受他人影响而稍稍改变。这可以称得上是汉娜悲剧的根源了。而艾希曼则不一样，他接受过教育，他同时又拥有学习的能力，他为了处理好犹太民族问题去专门研究犹太人，而阿伦特就曾形容他是“犹太问题专家”。他并不愚蠢，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不思考注定他成为那个时代罪大恶极的罪犯的。而“不思考”跟愚蠢完全是两回事。因此即使同是思考的缺失，一个具体表现是无法思考，而另一个是拒绝思考和不能思考。思考能力的缺失是汉娜和艾希曼成为恶的原因所在：无法辨别是非、对错等等。

思考的缺失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语言能力的缺失：在某个特定环境下语言失去了交际的作用，无论是汉娜还是艾希曼。艾希曼深陷在“官僚话语”中，这一套让他在官场中如鱼得水，对此感到洋洋得意并企图利用官方用语来逃脱罪责。（无意识的措辞规则否认对其的指控）

一个人听他说得越久，这一点就变得越发明显，即他在言谈上的低能与他在思考—站在其他某个人的立场进行思考—上的低能密切相连。

措辞规则使得这一点成为可能，即人们可以随意说谎而不必顾及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是错误的。比如用诸如“最终解决、特殊处理”之类词代替杀掉。但是“凡尔赛条约及失业”式的陈词滥调显然脱离了社会语境，规则措辞显然不适合当时情况—以被告的身份站在法庭上，在那样场合下表达能力的缺失—毫无逻辑、主次颠倒，无法有效替自己辩解，对于任何一个人都是不利的，而汉娜同样也面对这样的问题。她在法庭上的表现愚蠢得令人惊讶：

反驳驳得犟头犟脑，认错认得心服口服，她对于前因后果、游戏规则一概毫无感觉；她对于自己或别人的表达方式也漫不经心。她不明白正是以这种或那种表达方式作为依据，决定有罪或无罪。判刑或释放。

长久以来汉娜都是独居，她与人沟通交流的是严重缺乏的，就更别论在法庭上为自己有效辩护，她极力掩饰自己不识字的真相，导致她处在不利中：无法阅读相关材料，也不能通过字迹辨认的方式来证明自己清白。总之关于汉娜入狱除了汉娜刻意隐瞒的部分真相以外，她在法庭上的极端不理智也是重要原因。汉娜的固执、不信任他人使她在法庭上孤立无援（相较于其他犯人），甚至成为别人共同的攻击对象，最终因此入狱。她语言能力的缺失一是因为不识字，二是把自己隔绝在社会之外。这也是造成汉娜思考能力缺失的原因。

汉娜和艾希曼是我们分析平庸之恶的典型例子，也是其共同之处，其内在表现有诸多不同。而他们对于自我行为的态度也是不同的。前文已经提到艾希曼可以说是毫不悔改了。但汉娜的情况稍稍不同。她把它当作自己诸多工作中的一种，在法庭上被迫面对然而她远不能对此进行判断，无论是法律上还是道德上；即使初入狱她依旧处在强势地位，拥有权威，但之后变得颓废起来，我们可以认为汉娜开始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并对她产生了影响？在汉娜利用男主寄来的朗读录音磁带自学识字之后，主动要求阅读与犹太人有关的各种虚构或非虚构类作品，我们可以认为她已经具备了思考的能力？汉娜也曾向男主表明没有任何人可以要求她讲清楚，除了死去的人。但她也表示在审判之前她也并不怕死人，但当下却…，自杀后留下遗书要求把钱捐给“犹太人扫盲联盟”，我们可以确定汉娜在忏悔吗？

汉娜毕竟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寄托了作者自己对于二战的看法和反思。

在作者看来，正是由于爱让人卷入所爱之人的罪恶之中：包括爱人、朋友、亲人，以及人不因为曾做了罪恶的事而完全是个恶魔，或被贬为恶魔。因为汉娜就是这样。汉娜能体会到文学作品中的感情，能接受到音乐所传达的情绪。也就是说汉娜心中有善的因子？但是平庸之恶仍是汉娜无法抛弃的十字架。

无论是阿伦特还是本哈德·施林克，他们笔下的艾希曼和汉娜的恶都是称之为“平庸之恶”，但是其内在表现和形成原因都不相同，从文学作品到现实人物那里我们都可以清楚的看到尽管每个个体因为各种原因而不相同，无关性别、学识、身份，任何人都有成为“平庸之恶”的可能—如果无法独立思考，那么每个都有沦为恶魔的可能。这就意味着这样一种平庸之恶并不是特定时代的产物，而是人类都会面对的一种可能，只是身在二战时前或者当时极权主义统治下的德国这种成本如此低、而恶变得显而易见且危害巨大（在战争中加强扩大）。

结语：从高中第一次接触《朗读者》就对汉娜怀有复杂的情绪到日后从其他地方了解到平庸之恶这个概念才明白：我们很多人其实和汉娜一样。再之后就开始搜集这方面的资料；但主要是阿伦特的著作，那些著作实在不好理解。以《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为例；需要了解二战德国国内相关情况、犹太民族问题（反犹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极权主义，以及阿伦特其他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类的境况》、《反抗平庸之恶》。但是单纯将汉娜与艾希曼做个比较是不妥当的，严格算起来阿伦特是以艾希曼为原型而已，因此这样的比较是简单粗暴的，所以才会比较他们作为不同世界的平庸之恶的典型代表的相同之处的不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