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语言与文化》有感

王均先生说到：“本书是一位开拓型的语言大师罗常培先生撰写的一本探索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小书，被认为是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开山之作。”在看书之前带着老师提的问题去看，可看的途中已经忘记了问题是什么？我深深地被其中的语言研究所吸引。

在序言中提到了“大家小书”的名称，我的理解是罗常培大师写的一本精巧的书，结果却不完全是。“大家”一方面指的是书的作者是大家，一方面指的是书是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小书”只是就其篇幅而言。但罗常培先生在第八章总结中提到对建设中国新语言学的后者之建议，可以看出他对语言与文化未来研究的憧憬，现在所研究的还不完善，需要进一步的努力。“小书”向“大书”的跨越。

《语言与文化》的第四章讲的是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那么借字是如何反映文化的接触的？主要表现在两种文化接触后在语言上所发生的交流，可以是通过艺术、科学、宗教的借贷或交换。书中举到了很多的例子，其中最令我深刻地是“狮子”，各种资料证明，狮子的来源有月氏、疏勒、波斯三个说法。文中还举到了“师比”、“壁流离”的例子都是借字的产物。中国和欧美近代国家在海禁之后交流日益频繁，近代汉语里的外国借字有声音的替代、新谐声字、借译字、描写字。我们最熟悉的就应该是描写字，比如“洋”、“胡”、“西”一类的字，比如洋人、洋货、洋火、洋芋等等。文化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也没有什么上层文化影响低级文化之称，文化当中的借字是文化交流的产物，是社会的产物。

从姓氏和别号中可以看出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先从民族来源来说，书中举到了尉迟氏，大概处于三个来源，一是出于久已华化的后魏尉迟部一族，二是隋唐之际因充质子而到中国的，三是族系和来历都不明白。还有慕容氏，一支是广东东莞容氏，一支是山东蓬莱慕氏。可以补充的是蒙古族的姓氏，大致可以分为五类；一是以部族为姓，比如永谢部落演变为云氏，喀尔喀部以韩为姓；二是以父祖之名的首字为姓；三是以汉字谐音取姓，如“伯”与“白”谐音，“千”与“钱”谐音；四是以母姓为氏；五是受汉族影响。从蒙古族的的姓氏我们可以看出蒙古人十分重视自己的家世和族源。再谈到宗教信仰的影响，受基督教影响而产生的元朝的阔里吉思、马祖常、赵世延等。

其中最印象深刻的就是第七章，从亲属称谓来看婚姻制度，这其中的关系很复杂，要是仔细看来真的要花很多的功夫。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黒夷亲属表”，以表格的形式来展现了亲属称谓和婚姻制度的关系。兄和弟或姊和妹的子女，也就是同性同胞的子女，算是并行从表，反之就是异性同胞的子女，算是交错从表，交错从表婚即姑舅表婚在理论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男子可以娶舅父的女儿，也可以娶姑母的女儿；另一种是外甥可以娶娘舅的女儿，可是内侄不能娶姑母的女儿，从表关系和优先婚配中体现从表婚制。还有提到了夫兄弟婚制和妻姊妹婚制，“可能的丈夫”是女子的丈夫死后的体现，朋友跟我聊到了她在拉萨的听闻，在几兄弟中，共同拥有一个妻子，而且还相处的非常融洽，这令我非常震惊。一个人会有一打的“父亲”这该是最好的解释了吧。

我认为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存在的物质表现形式。文化的形成和表达离不开语言,在比如,蝙蝠在西方被视为与魔鬼和黑暗势力相联的不祥之物,在小说或电影中描写魔界鬼怪时,就会有蝙蝠黑压压地成群飞出,声声怪叫,十分恐怖。而在中国却把它当作吉祥之物。这是因为汉语中“蝠”与“福”同音,象“双蝠图”喻示双份的福气,“五蝠奉寿”喻示福寿双全,“红蝠”就谐音成“洪福”,喻示享不尽的福气。这些都跟人们祈求幸福美满的生活有关。第二,就语言而言,它本身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如“黄色”这种概念几乎在所有语言中都可以找到,但不同民族表示这种颜色的词不仅在色谱范围上存在差异,而且对这种颜色的联想意义也可能大相径庭,在西方的许多国家他们就不可能把黄色同富贵、高贵、尊贵等意义相联想起来。第三,语言表达反映了民族的文化心理。这就是说,人们的交际形式:语音、词汇、语法是可见部分,但它的后面有极其复杂的民族文化心理背景。这种文化心理背景不是明确可见的,所以常常被人们忽视。在中国对亲属以外的人采用拟亲属称谓,彼此都会感到亲切,一方面跟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宗法礼教有关。在封建社会亲戚之间的关系非同小可,它关系到一个家族的命运,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说法。另一方面跟当时落后的以家庭或一个群体的生产模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