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苏轼道德力量的源泉

仁——苏轼道德力量的源泉

摘要：“仁”是苏轼儒学思想的核心，在苏轼波澜起伏的人生中，“仁”作为一种道德力量和学术信仰给予苏轼极大的支持；相应的，“仁”的思想在苏轼的诗词文章，身体力行中也得到了继承与发展。

关键词：仁者爱人道德力量苏轼

《孟子·离娄下》第二十八章：“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圣人之所以和常人不同，是在于他具有仁和礼的德性。而所谓[1]“仁者爱人”是指具有仁德的人也会具有慈爱之心、慈悲之心，用满怀爱意的态度平等地对待世人，这种爱是普遍性的，具有道德色彩的“圣人之情”。

苏轼继承了孟子的仁者爱人学说，也贯彻并发展了孔子的求仁之志。儒家将“仁”做为圣人的特质，而在苏轼的思想中，“仁”被阐释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原则。他从“仁”中汲取道德的力量、精神的力量，以此对抗人生中的跌宕起伏。因此，尽管苏轼在宦途上浮浮沉沉，但他始终不曾消极落拓，始终对国计民生保持着积极的热情，始终践行着“仁”的道德准则，始终“求仁”。

“仁”作为一种道德力量，究竟给予了苏轼怎样的支持？

其一，“仁”的思想让苏轼在面对残酷党争时敢于追求政治自由的理想。苏轼在《刚说》中提到：[2]“吾平生多难，常以身试之，凡免我于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挤我于险者，皆异时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刚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当忧其太刚而惧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刚之罪。为此论者，鄙夫患失者也。”苏轼相信刚毅的人一定有仁爱之心，而“求仁”要有坚毅的精神。

宋神宗时期，苏轼初入仕途，正逢主张变法的新党和反对变法的旧党在朝堂之上展开激烈的政见之争。然而此后的几十年里，在两党之间此长彼消的斗争过程中，无论在党争的倾轧下遭受怎样的无妄之灾，苏轼却从未因为党争违背过自己的思想，改变政治立场和人生理想。这正是因为苏轼具有的坚毅精神，“仁”不仅作为道德规范时刻约束着苏轼的言行，还作为道德力量支持苏轼保持自己的立场。

变法初期，王安石深受神宗的信任，官至宰相。面对风头正盛的新党，苏轼却在初入官场的时期就提出了反对的意见，公然反对王安石暴风骤雨式的革新变法，主张循序渐进，因此遭到王安石政治集团的排挤和打击，被外派至杭州做通判，开始了风雨飘摇、历经磨难的官场生涯。

神宗去世后，神宗之母高太后母改子政，宣布废除新法重任司马光，史称元佑更化。旧党人物纷纷得势，苏轼短短十七个月官至三品大员，正是东山再起之时。然而苏轼此时却因为洛蜀党争决定急流勇退，请求离朝外任，重返杭州。

无论是新党得势之时反对变法，还是保守派掌权时为避免政见之争变为政治权利斗争而决定外任，苏轼所作出的行为或是决定，都具有同一个出发点：黎民百姓。苏轼主张循序渐进地变法，是为了百姓，为“免役法”与程氏洛党展开论战，也是为了百姓。这些行为，贯彻了苏轼仁者爱人，以人为本的“仁”的思想；相反，“仁”的思想激发苏轼的刚毅精神，给予他抗争政治潮流，坚定政治立场的道德力量。

其二，“仁”的思想让苏轼在多次遭遇贬谪时仍旧保持经时济世的情怀。

苏轼在[3]《书论》中阐述了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宗旨，称颂尧舜汤武对于百姓的仁慈之心，并称之为“王者之心”和“王者之意”，这是统治阶级体现在社会范围内的“仁”。在苏轼身上，“仁”的思想达到了个人追求和社会道德的统一，为苏轼源源不断地输送精神上的力量。这种力量既体现在苏轼作为个人时身处逆境仍保持人生追求的态度，也体现在苏轼作为官员时遭受贬谪仍心怀苍生的德性、操守。

乌台诗案中，苏轼沦为政治的牺牲品，被贬黄州成为戴罪犯官。与其他被贬官员不同，贬谪黄州期间，苏轼穷困却不潦倒。尽管犯官没有朝廷分配的住所，也没有发放的俸禄，但苏轼却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自稼躬耕，苦中作乐，并且履行了自己作为百姓父母官的责任，关怀民生，关注人本。苏轼几十年的官宦生涯中，多遭贬谪，却深得民心，政绩斐然，治理黄河水患和进行西湖综合治理改造工程[4]等，不过是其中的冰山一角。

[5]“君子之志于仁，尽力而求之，有不获焉，退而求之身，莫若自克。”（《仁说》）在苏轼谪居黄州时，他的思想由外而内地进行转化和自省，融汇了释道思想的同时，仍然坚持着儒家的入世精神。黄州时期虽然是苏轼政治生涯的低谷，却也是苏轼创作与修行的良机，逆境洗礼了苏轼的精神，苏轼形成了更为旷达和乐观的性格，并在这个时期修身、求仁，得到人格上的升华。[6]“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答李端叔书》）“吾侨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琪骨髓，直须谈笑生死之际……”（《与李公择书》）。我们从苏轼写给长辈与友人的信中可以看到，苏轼的精神世界，经历了脱胎换骨般的改变，儒家思想，“仁”的思想在不断为他输送力量，供给营养，不断滋润着苏轼。

正如同朱熹所说：“仁是爱之理，爱是仁之用。”仁与爱，体用相辅，内外一致，表里互参，因而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仁作为爱的本质，通过爱表现出来；爱作为仁的外在表现，，必须以仁为基础。苏轼践行仁者爱人思想，通过爱民、爱己，通过修身、治国，通过由内而外、由外而内的途径，进行道德修养，将“仁”的思想转化为自己道德力量、精神力量源泉。这种力量源源不断地支持着苏轼，支持者中国文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苏轼文集》（《书论》、《刚说》、《仁说》、《与李公择书》、《答李端叔书》）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

《孟子》

《康震评说苏东坡》康震著，中华书局2008年版

《圣人之道始乎于情——论苏轼的儒学思想》[J]王莹，《中国哲学史》期刊2003（03）

《儒家“仁者爱人”思想的人本基础及其现代意蕴》韩美群，《江西社会科学》期刊2010（10）

[1]《论语·颜渊第十二》

[2]《苏轼文集》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卷十第三百三十八页

[3]《苏轼文集》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卷二第五十四页

[4]《苏轼文集》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卷三十第八百六十三页

[5]《苏轼文集》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卷十第三百三十七页

[6]《苏轼文集》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卷四十九第一四三二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