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于心，发于行

诚于心，发于行

——《诸葛亮集》读书笔记

侯佳音

诸葛亮在历史上并不以文学著称，其流传下来的作品也大多是言、教、书、奏之类的实用性文章。在魏晋之时，就有人认为诸葛亮的文章“文采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至，对于这种看法陈寿在《进<诸葛亮集>表》中写道：“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远也。然其声教遗言，皆经事综物，公诚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补于当世。”的确，文章的价值不可单单以文采来衡量，“公诚之心”、“有补于世”都是非常重要的。如今读《诸葛亮集》，着实感叹于这戎马倥偬中的有条不紊、肺腑之间露出的句句真情，篇篇都可给人以力量。

“势利之交，难以经远。士之相知，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能贯四时而不衰，历夷险而益固。”

——《论交》

这一篇《论交》，不知道写作背景与时间，所能看出的，是诸葛亮理解的“士之相知”。以物喻人，君子之谊不为“温寒”、“夷险”所左右，有如松柏，贯四季而长青。“士伏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的隆中时代，也是诸葛亮积淀学识，广泛拜师结友的青年时代。这时的他有四个最好的朋友：徐元直、崔州平、石广元和孟公威。其中，徐庶先荐诸葛亮于刘备，并与诸葛亮共事，两人之情谊可用管鲍之交比拟。后来徐庶因为母亲为曹操所获无奈归曹；崔州平也与徐庶一样了解诸葛亮，在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而“时人莫之许”时“谓为信然”，后来不知去向；石韬、孟建之后皆在魏做官。尽管诸葛亮与此四人都只是在荆州相识相知，但他们之间的友谊就像诸葛亮在《论交》里写得一样，“四时而不衰”。后来身为丞相的诸葛亮在写给僚属的教谕中还经常提到他的朋友们：“昔交（崔）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徐）元直，勤见启诲……”（《又与群下教》）“然人心苦不能尽，惟徐元直处兹不惑……”（《与群下教》）。他时时记得朋友们的优点，并以此激励下属直言己见。二十余年后的北伐前线上，诸葛亮在写给对手司马懿的信中，仍不忘让司马懿的军师、曾经在荆州与诸葛亮相识的杜袭转达自己对孟建的问候“使杜子绪宣意于（孟）公威也”（《答司马懿书》）。

朋友之情如此，君臣之谊同样如此。刘备三顾茅庐而请诸葛亮出山，信之任之如鱼之有水，及至永安托孤“心神无贰”，被陈寿赞为“古今盛轨”；诸葛亮则更是“鞠躬尽力”来报答知己，矢志北伐来实践“伸大义于天下”的共同理想，“继之以死”。这些，大概便是诸葛亮所言“士之相知”的最好体现了。

“洗不必江河，要之却垢；马不必骐骥，要之疾足；贤不必圣人，要之智通。”

——《便宜十六策·阴察第十六》

有些人认为诸葛亮不会招纳贤士，不能听取意见，并因此导致了蜀汉最后的覆灭。殊不知，翻开《诸葛亮集》，所见最多便是关于举贤、纳言的篇目。诸葛亮在兵法《便宜十六策》中的这一段话，运用比喻写出了他对于选才取士的看法——唯才是举，尽其所长，不可偏废。开诚心，结众力，只要是能为国家所用之才，必荐之、招之以尽其用。于现实中，他也是这么做的：

“刘公雄才盖世，据有荆土，莫不归德，天人去就，已可知矣。足下欲何之?”（《与刘巴书》）

“张飞虽实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虽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与刘巴论张飞书》）

面对屡次躲避刘备的荆州才俊刘巴，诸葛亮作书恳切劝其归刘，并多次向刘备举荐刘巴。最终在攻下成都后，刘巴感动而赔礼归附刘备。

“服闻德行，饥渴历时，清浊异流，无缘咨觏……每叹高志，未见如旧……天下之人思慕汉室，欲与君因天顺民，辅此明主，以隆季兴之功……”（《与杜微书》）

益州文人中名望最高的杜微装病不受主簿之职，诸葛亮便派人驾车将他请来，杜微又以耳聋为借口拒绝，诸葛亮便在座上修书给他。杜微看后又借口年老来辞绝职务，诸葛亮并不计较，又耐心修书一封来挽留他。不仅是刘巴和杜微，众多有才能之士，诸葛亮均是如此礼遇。其拔擢任用人才的例子，更是数不胜数：当初“干理敏捷”的张裔任益州太守，雍闿反叛，将张裔执缚送吴，诸葛亮“相为悲叹，寝不安席”（《与张裔书》），后来蜀汉与东吴重结盟好，诸葛亮立即请求孙权放归张裔，并委张裔以丞相长史重任；魏延和杨仪都非常有才能，然二人均气度狭小，不能容人，以致对彼此刀剑相向，诸葛亮爱惜他们的才能，不忍偏废，便作《甘戚论》来调解他们之间的矛盾，使得二人共事而各尽其能；“经事能治，念公忘私”的杨洪最初是李严的功曹，诸葛亮发现了他的才干，即提拔其为蜀郡太守，杨洪又收纳颇有才干谋略的何祗为书佐，几年之后，何祗便被诸葛亮发现并提拔为广汉太守，当时杨洪还在蜀郡太守任上，“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

对于他人的优点，诸葛亮更是从不吝惜赞美之辞：

“运筹策于帷幄之中，吾不如（刘）子初远矣！”（《论荐刘巴》）

“庞统、廖立，楚之良才，当赞兴世业者也。”（《称庞统廖立》）

“（陈）孝起忠纯之性，老而益笃，以其赞述东西，欢乐和合，有可贵者。”（《与兄瑾论陈震书》）

“董令史，良士也。吾每与言，思慎宜适。”（《称董厥》）

“（蒋）公琰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称蒋琬》）

“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其人，凉州上士也。”（《又与张裔蒋琬书》）

……

诸葛亮曾给官属写过一篇《称孙叔敖教》：“昔孙叔敖乘马三年，不知牝牡，称其贤也”，实则历史上是董仲舒“乘马不知牝牡”。读书从不“务于精熟”，只“观其大略”的诸葛亮记不清那些细枝末节，却能将现实中的每一个细节考虑得细致周到，清清楚楚地记得每个僚属的优劣、感受，并时常以书信、称赞或者其他方式给他们以最温情的关怀。当忠勇有胆略的李恢出任庲降都督，将要远离时，丞相诸葛亮的一封信随着一件氍㲣送去，“行当离别，以为惆怅，今致氍㲣一以达心也”（《与李恢书》），不禁令人潸然。

再次翻开《诸葛亮集》的目录，实在不能不感叹这戎马倥偬之间把握大势、处理细节的有条不紊和对百姓、僚属的细心关怀。这位“罚二十以上皆亲揽”，事事亲力亲为，日理万机的国之丞相，究竟是对蜀汉充满着怎样的热爱与温情，才可以做到这些？《与群下教》《又与群下教》《与参军掾属教》《劝将士勤攻己阙教》……每一条教谕无不在劝僚属指出自己为政的不足，虚心征求意见，鼓励大家集思广益。相府主簿杨颙曾劝谏诸葛亮不该“自校簿书”，管理太过具体细碎的事情，诸葛亮接受了他的意见，并十分感激。杨颙死后，“亮垂泣三日”。刘勰说：“教者，效也，言出而民效也……若诸葛孔明之详约……并得理而辞中，教之善也。”的确，诸葛亮的“教”言辞坦诚，情真意切，并在实际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至于诸葛亮有名的《前出师表》《后出师表》《诫子书》《正义》等作品，前人之述备矣，便无需多言。《文选集评》中引用郭明龙的评论，说《出师表》：“忠义自肺腑流出，古朴真率，字字滴泪，与日月争光。”是啊，忠义自肺腑流出，字字情真意切——这也是诸葛亮的文章最打动我的地方。他是怎样写的，便是怎样做的，所写之文不过是所做之事的真情流露；他所做的，总比写的更多。曹操写过一首《对酒》，诗中描述了他理想中的社会：“咸礼让，民无所争讼……犯礼法，轻重随其刑。路无拾遗之私……”诸葛亮没有写诗，却实实在在地治理出了一个“科教严明，赏罚必信，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的蜀汉社会。诸葛亮的文学成就，更包含了一种超乎文章本身之外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