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风里的小草

寒风里的小草

——记原大邑县知青李一

“我们69年元月十八日就下乡了，当时我才十八岁，人很瘦，第一天上工就去修河，寒冬腊月光着脚丫在水里用十字锹挖方，每人每天任务是一方，米饭每次半斤，没有炒菜，只有飘着包菜或者洋芋片的汤。”

她坐在我旁边，表情有些严肃，说起话来总是会看着我的眼睛。怀里的小狗依偎在她身上，毛发有些泛白，看得出来他们已经相伴很久了。

她叫李一，刚在昨天的圣诞节过完66岁的生日。

“年龄大了以后，每次一过生日家里人都说我是圣诞老人，其实啊，过一次生就老一岁，眼看到就要七十咯，不过我身体还行，虽然有糖尿病，我吃药打针坚持的好，也很少吃甜的。”

时间退回到48年前，1969年正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的时期，李一刚刚高中毕业，以前她是学校里合唱队的一员，喜欢跳舞，会弹风琴。但是还没来得及分配工作的她就和同学们被分配到了各个农村，她被分在了大邑县的一个村子里。

“那时候就开始每天修河，割麦，担粪，也不管男生女生，什么重活都一起干。但是只要有一点闲暇时刻，或者生产队搞活动，我就会和另外几个知青一起跳舞唱歌，这也是唯一得到的消遣了。”

艰苦岁月

有时候记忆并不会随着时间流逝，反而有些深刻的记忆会随着时间越发清晰。当我问及她下乡后的生活怎么样时，她的回答让我感到，那段艰苦岁月比我想象中或者影视作品中展现的更加艰难。她几乎没有想就说，当时每天住的房间左边是人厕所，右边是猪圈和农民的粮仓，晚上耗子在床上跑，蚊子又在外面翩翩起舞，根本无法入睡。“我家就在大邑县城里，这样下去身体都要搞垮。”所以她就每天早出晚归，早上四点从家里出发，步行走到乡下赶上六点钟出工，晚上八点又从乡下出发，还要背五六十斤重的米和菜，回家就快十一点了，洗个脚就睡觉。

“当时家里有我的父亲母亲，按政策要留一个孩子在家，我弟弟当时十四五岁，就每天和他们到河边上拉石头去卖。”说到这里，她的语速慢了下来，这个老人一向都很坚强，但是如此清晰的描述很容易将她带回那段时光，“我弟弟是个很聪明的娃娃，从小成绩就好，喜欢自己发明创造些东西，还会自制碳酸饮料给我们喝……但是走得太早了。”她的弟弟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得病去世了。

她起身走到房间里，很快在抽屉里拿出一张黑白照出来指给我看，上面有三个孩子并排坐着，李一在最中间，旁边是她的弟弟妹妹，“现在只剩我一个了。”她平静的说。

转折点

她喜欢跳舞，那时候公社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把她调到了那儿去，“一呆就是半年，但是就很少再做很重的活了，我表现的好，年底的时候领导就选我进城开毛主席思想学习积极分子大会一个星期，吃了七天酒大碗，还让我上台大讲心得体会。”这大概是她不曾想到过的经历吧，李一笑了起来，说“现在想起来好好笑哦，还让大家向我学习，弄得跟雷锋一样。”但是短短的一周之后，她又回到了生产队干农活。

真正的转折是在1970年九月，她们大队一个小学老师请产假，一走就是五十六天，她算是文化程度高的高中生，书记就让她去代课，“一个月二十三元五毛的工资”。她代的是数学课，从没当过老师，跟娃娃们相处像个姐姐，有时候还教他们跳舞，但是他们都很喜欢她。“校长和几个办公室老师也觉得我不错，就很关心我把我转成了正式民办教师指标，每月由教委补助六元，年终照劳动力平公分3500分，基本算是每天都出工了。”

“右派”父亲

“我父亲是山东人，他和我母亲是在康定工作的时候认识的。”李一的父亲是一个一生经历坎坷的人，应该说在父亲身份的影响下，这样的时代背景中，李一的生活也注定坎坷。她的父亲1951年到1957年在康定工业交通局当设计师，还是康定省小的童子军教官。“我父亲曾在黄埔军校上过学，回来就给分配在这里了。”李一有些自豪的说着，然后又叹了一口气，“五七年反右，清反的说他是历史反革命就把他清出去劳教了四年，工作就没了，那时候我才几岁，我们一家都在康定，那些人一波又一波的到家里来搜东西。他哪里是什么反革命，我母亲抱着我哭了好久。”她手里拿着一叠照片，有很多母亲和他们兄妹的合影，就是没有一张父亲的。“任何关于我父亲的东西都被他们搜走销毁了！”李一的声音突然高了很多，像是在控诉那些虎狼一般的人。

李一刚开始转成民办教师的时候，一问到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好多大队招工都不要她，“我们大队书记说，他们不要我们要，民办教师也是工作嘛，当时还感到很暖心的。”她年龄小，身体弱，但是人很老实，也不会偷懒，领导都看在眼里，再加上父辈身份的特殊性让她吃了些苦头，这些关怀总是让她倍感温暖。

遇到热心肠的他

每一代人都有他们的青春，李一这一代人的青春更像是在凌冽寒风中绽放的花儿。因为李一的丈夫何康同样是知青，我就下意识地问他们是不是在当知青的时候认识的，她笑了起来，仰起头想了想，“我们是在一次联谊会中认识的。”在那个没有硝烟的战争年代，爱情就像一束阳光，给这两个被丢入历史洪流中的年轻人带来安慰。“他是另外一个大队的，我们去他们那儿玩，到了晚上大家就唱歌跳舞。他喜欢跳舞，人长得也好看。”其实那时候李一年纪小，对爱情也不开窍，只是觉得何康是个非常助人为乐的人。“我们回去的时候，找不到车，何康就跑来一直帮我们找车，最后我们也是坐到他找的车走的，那时候就觉得他还不错。”

机缘巧合的是，何康的父母也在康定工作，在交谈中发现他们俩的父母居然是同事，并且何康的父亲也是个被打击的右派分子。“他喜欢跳舞呀，本来准备去考北京舞蹈学院了，什么指标都很优秀，就一个政治指标不行，他是个很有才华的人，我都觉得他生不逢时。”就这样，两个有着相同命运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并一起经历了往后的所有岁月。“他受到了太多打击，比我委屈多了，但是我可以理解社会对他的不公。”

最困难的时候是1973年回城，因为政治问题李一找居委会也不给介绍工作，直到1974年大女儿出生才4个月，何康让她去报个砖瓦厂挖泥土，何康还在公社，放假就去帮她挖，空闲的时候何康还会自己做笛子去街上边吹边卖。

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到了电视机上方墙上挂的一个婚纱照，我认出来那是李一和何康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很像真的？”李一打趣地说，“我们结婚的时候什么都没办过，更别说结婚照了。这是我前几年找到我俩的老照片，拿去照相馆合成的。”照片中两个人表情都很严肃，合成的稍微有些别扭，但66岁的李一在我旁边笑得很开心。

如今的生活

李一看了看手机，下午三点。她四点钟要去参加“爱乐合唱团”的合唱排练，最近她在学手风琴，说着她去房间挎着手风琴出来，弹了一首《敖包相会》，边谈还一边唱“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哟，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她在我面前弹起琴唱起歌来一点也没有羞怯的样子，反而是一边打着节拍一边投入的很享受。“退休之后我的时间就更多了，我从来不打麻将，何康也不打，我们没事就去散步，最近何康跟我一样有点高血糖，他开始吃药之后瘦了好多，他还买了个打折的跑步机，不出去的时候我们就在那锻炼。我到现在还是喜欢唱歌，合唱团的人也都好耍得很，我们都喜欢自娱自乐。12月31号8点就要表演咯，你有时间就来看吧，压轴节目。”

李一收起手风琴走进房间，小狗跟在她身后跑来跑去。她穿着一件黑色的有朵暗红色印花的羽绒服，背影一点也不显老态。她边收拾边哼起了歌“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哟，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