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读后感

尼迪克特在其著作《菊与刀》中，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为和内部心理，考察了日本人价值体系，最终得出日本人属于“耻感文化”。“耻感文化”中人们的善行依靠外部力量推动，形成日本人“耻感文化”的原因可归为自然地理环境的作用、中国儒家文化的传播和日本本土宗教神道教的助力等三个方面。“耻感文化”对日本人在封建时期、二战时期和二战结束后的行为和心理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其著作《菊与刀》中，她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为和内部心理，考察了日本人价值体系，最终总结出这样的结论，即与欧美人的“罪感文化”不同，日本人属于“耻感文化”。这一论述过程及结论，也是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理论的体现。关于“文化模式”理论，她在书中做过这样的说明：“最孤立的细小行为，彼此之间也有一些系统性的联系。我十分重视数以百计的单项行为如何构成覆盖总体的多种模式。我认为，耻感文化也是日本的国民文化模式之一。日本民族把人性的忠、孝、情理、仁、义务等就像日本城市的街道一样化成区域块，相互存在，但不能妥协，在达成使命致使不同的伦理道德冲突时，只有牺牲小我达成大我，而如果牺牲的小我仍使自我收到良心谴责，则会结束生命来杀身取义，使自我达到完人的境界。

无论该书里面有多少“误解”——不少后世学者对这一点耿耿于怀，美国政治精英却正是依据这样充满特定“误解”的日本认识，制定了包括“象征天皇制”在内的对日占领政策，这种政策也正是战后日本的出发点。可以说，本尼迪克特以自己在文化人类学领域的学术研究，出色地塑造了当时美国的日本认识，进而影响了战后美日关系框架的形成。在这个意义上，《菊与刀》参与了战后世界秩序的创建。

"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本尼迪克特用"菊"与"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以一个西方人的冷静视角，通览日本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既抓住了日本文化细致的地方，又将它置于东方文化与太平洋岛屿文化的人类文化学视野里。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开创了国民性研究的先河与典范，随着世界各国联系的日益密切，关于国民性的深入研究也会变得越来越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