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的大历史观

黄仁宇先生把明末这段不起眼的年份切片，详细的分析了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六个主要人物的政治生活和生命历程。万历皇帝历来给人的感觉就是昏庸，但是本书，却分析了万历皇帝在9岁时就继位当皇帝了，他的皇帝生活深受文官集团的影响，在24岁时他就已经当了15年的皇帝，在他年轻时还是有过治理国家的热情，但是后来由于立储的问题以及一系列的事情，导致皇帝心灰意冷，采取消极怠工的态度来与文官集团对抗。而首辅张居正因为生前与文官集团之间积累了重重的矛盾，这些矛盾在他死后直接就爆发了出来，而被抄家。因为前任首辅张居正的独裁，作为下任首辅的申时行，深知张居正所犯的错，所以他想调和这些矛盾，尽管在他在位的四年里，他作为和事佬，却无法调和文官集团中的矛盾。在当时民众的英雄人物清正廉洁的海瑞也在清贫中死去。几十人的倭寇就能在有两万守军的地方杀进杀出的，而抗倭名将的戚继光却因为和张居正关系比较近，而在孤独中死去。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唯心与唯物相互交叉，最后剃度为和尚，在牢里自缢。这几人代表了统治者、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但最后都是以悲剧收场。

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里，黄仁宇先生用了大历史观，而什么是“大历史观”？用黄仁宇先生的话就是：“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顾远不顾近。”[]在他的大历史观里，有微也有大，“以微见大”。就是一些看似末端小结，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这些关系因果，恰是历史重点。也许黄仁宇先生当时也受到了一些西方思想的影响，他在探究中国历史问题的时候，采取的是一个独特的角度“社会的联系和整合关系”。[]他认为先进的国家采用的是以法制当作上层机构和下层机构的联系，而当时的中国采用的是以道德作为两者之间的联系。

在《中国大历史》书里他强调“历史上长期合理性”，即凡一件重要的事情发生，必有后面的背景，只要他能与以前的人或以后的事相互印证，就取得它在“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看似只写了万历十五年这在历史上一刹而过的时间，似属微观历史，但是却在微观分析之外，以宏观的视角，将过去的历史踪迹联系在一起，再探析其中的因果关系，以确保“历史的长期合理性”，因为不可能只截取其中一个切片，来探索和推演历史的发展进程，只能在往后推几百年，才能看清楚问题的真正的症结所在。

他认为他的“大历史观”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而中国几千年来，一直以道德替代法律和技术，封建的统治者一直都深知一个道理，要想统治这个庞大的政治王朝，不可能依靠严厉的峻法，而伦理道德却可以保障国家的运转，为此，通过读书人渗透到不识字的乡民中。但伦理道德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它是有一个限度的，一旦超过了这个限度，就需要依靠法律和技术，否则社会就会停滞。黄仁宇先生在书中写道：“张居正之后，中国慢慢的陷入了“宪法危机”。其实就我的理解而言，他所言的就是张居正之后，文官集团和万历皇帝之间的矛盾，文官集团内部的矛盾，文官集团和皇帝已经无法支撑这个庞大的帝国运转，伦理道德对于国家的运转已经是一种拖累，而缺乏法律和技术来做突破。在西方技术高速发展的时候，中国却摒弃了数目化管理，处在一种超稳定的社会下缓慢的发展，而正是因为找不到更好的管理方法，所以统治者只能加强伦理道德，技术上的争端，一经发展都可以升级扩大而成道德问题。所以明朝的思想道德禁锢达到了顶峰。本该依靠技术的手段和法律来管理国家，却全部用简单的伦理道德来解决问题。

所以黄仁宇先生从许多历史学家所忽视的事件中，揭示了以道德作为治国之本而代替技术和法律所带来的悲剧。在张居正事件之后，万历皇帝就认识到别人也和他一样，就有“阴”“阳”的两重性。有“阴”既有“阳”，既有道德伦理，就有私心贪欲。[]他就开始以消极怠工的态度对待文官集团，特别是后来的立储问题，让他对臣僚更是这样，长期的消极怠工。以道德代替法律更大的问题，在于一旦涉及个人的财产利益，就会体现出人“阴、阳”中“阴”的一面，即个人的私心贪欲。海瑞就是道德代替法律下的牺牲品，他刚正不阿，清正廉洁，是民众英雄，可是一旦触及个人财产的时候，一样会出现判定不公平。而且由于他过分的遵守传统观念，按照自己的是非评判。造成了他与文官集团的对立，孤立无援，最后走向灭亡。而以道德为纲的政治，这就导致了，文官的地位高于武官，而武官所做的一旦被打破了文官所保持的平衡，那么就是与传统道德所背离的，自然不可能长久的存在。而李贽他攻击虚伪的伦理道德，也拒绝以传统历史观作为自己的历史观。但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他仍然是儒家的信徒。不被当时的社会所容忍，所以他的悲剧命运早已注定。

这些末端小节之间的关系因果，他总结出万历十五年实则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的发展尽头。[]在这些平淡无奇的日常琐事里，剖析之间的联系，就可以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而且明以后，大清也一样没有太大改变。所以这也留给了中国一个翻天覆地的机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