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曾言,像《人间词话》这样的著作是“固非胸罗万卷者不能道”,所以其“书中所暗示的端绪,如引而申之,正可成一庞然巨帙”,由此可见,尽管《人间词话》曾经被质疑甚至遭受否定,但它带有的现代色彩的经典理论无疑对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带去了重大影响,也为今天人们研究“境界”说提供了重要文论,即便如此,王国维词学批评也存在较重的片面性和个人性。
檐下躲雨,最惬意的莫过于倚靠于窗棂,信手翻开一页书卷,享受与名作的不期而遇。细品《人间词话》,让灵魂在古词中得以冲涤,细雨朦胧,王国维先生书中“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浮现于眼前,先生认为,唯有赤子之心,才能将眼前所见,心中所感阐发出来,正如品尝美食,讲究色、香、味俱全,自然、真切、深沉、韵味堪称境界不可或缺的“四要素”。在我看来,“自然”和“真切”是对情景的真实刻画,“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词人心中所感所悟,首先须是建立在情景之真的基础上,其次才会吟咏慨叹。而区别于无病呻吟,建立在情景上的有感而发皆是来源于词人的赤子之心,肺腑之言,词人通过作词,将自己的感情抒发出来,便有了属于词人自己的独特“韵味”。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境界”是对词体的最高要求,也是王国维先生贯穿全书的核心,在先生看来,境界以名句作为载体,外在的“名”可以是华丽的,是词人文采的展现,而支撑名句的,是作为词人的内涵修养,一个人可以写出华丽的诗篇,但如果失去了内涵的填充,诗句将会是空洞的,生硬的,一首连“自然”和“真切”都算不上的诗词,又谈何神韵呢?相反,如果感于景物,激荡于心灵,灵机闪现处便是绝妙好辞成文,自然当得起“境界”二字。
上文所提到的先生关于“境界”的看法,除了可以用于评判文人创作水平的高低,同时也适用于治学。正如《人间词话》中最广为人知的三种治学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人消得人憔悴”,“众里寻她千百度,莫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和一些人一样,我且将它喻为“立志”、“奋斗”、“成功”三个阶段。第一境界为立志,也是最初层次的治学境界。登楼远眺,“望尽天涯路”是最初的迷茫和孤独,治学的过程是乏味的,枯燥的,少有人同行的,另辟蹊径带来的也许是无人相伴的孤独,然而只要明确了自己的目标,就应当承受在实现目标过程中的艰辛,由此引出的第二境界为奋斗,为了心中的“伊人”,人瘦了、憔悴了,但始终不后悔。在经过无数次的尝试和在挫折中不知不觉的积累后,终于水到渠成。一番寻觅,看似“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实则经历了“铁杵磨成针”缓慢过程,“高处不胜寒”,当你达到一定的深度和高度时,知音难觅,少有人能解读你此刻心境,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几度漂泊辗转后归于平静,看似兜兜转转又回到了起点,实则不经意间的回头,伯牙等来了子期,千里马遇到了伯乐,一曲高山流水,又有几人能知当初的孤寒呢。
然而,作为一部批评学著作,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对于“境界”的阐释不可避免的带有个人的色彩,甚至在一些方面过于偏激。整部著作由王国维先生攥写而成,他个人对于词的文学性持褒扬态度而严厉的贬斥其音乐性导致书中对以李煜,欧阳修,苏轼,辛弃疾等人的词作大加赞赏而只字不提即使是现在也家喻户晓的女诗人李清照,甚至大贬南宋词人,认为他们迷失正途,弱化了词作本身的文学性。也许正因为极具个人色彩,才成就了《人间词话》,试问若非“胸罗万卷”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自信,王国维先生又如何能攥写出如此大胆的批评学著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