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的伍子胥

《史记》人物形象

————刚戾忍诟的复仇者伍子胥

[摘要]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为君者，其功谋亦不可胜道者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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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责任与复仇目的的博弈

1.可能性。“来，吾生汝父；不来，今杀奢。”这是楚平王所设的一个明显骗局。这骗局的结果宛如司马昭之心。但父子皆死之事尚未发生，留下的哪怕微乎其微的所谓可能性，就成了捆绑兄弟俩赴死的绳索。其实，因为道德责任，这“生”的可能性，就成了增加兄弟二人“死”这个几率的筹码。这样一个包藏祸心的可能性，成了楚平王不顾社会公义想杀伍氏父子三人的帮凶，也成为了伍子胥复仇之路的一大阻碍。

2.道德困境。选择救父与否就是选择生死与否，而生死与否，就是道德责任的完成与否。伍子胥想要复仇，就必须活着，而活着便是没有完成为维护完满的仁义而献出生命的道德责任。这样，伍子胥为了复仇的逃亡就背上了道德压力。这不是事实的问题，而是逃亡给复仇行为带来的瑕疵。仁的理想主义者，哪怕付出生命也是决不能忍受这样的瑕疵的，为了守住心中的仁义净土，便飞蛾扑火般为道德困境而死了。相对比之下，伍子胥刚戾忍诟的性格就助他跳脱出了困境，得以最终达成复仇目的。道义与复仇不可兼得，伍子胥没有被杀而又开始逃亡，就是伍子胥没有被道德绑架所战胜的结果体现，成为复仇行为的始端。对于完成伍子胥复仇者的人物形象有重大意义。

3.兄弟二人的人格成全。面对道义完满或复仇实现，兄弟二人的选择不同、结局亦不同。伍尚不仅是伍子胥形象的对比与反衬，更是实现其形象的另一半。伍子胥选择了为复仇而逃亡，这是他刚戾忍诟的性格决定的，成就了他的复仇者形象。然而在道德这一部分，是哥哥伍尚的死所成就的。道德瑕疵与道德责任对于伍子胥是有压力的，所以他在哥哥选择赴死之时并没有进一步的阻拦。父亲与哥哥的死，消融了公义尚存的可能性，造成了更大的社会罪恶。这种社会公义带来的巨大力量，不仅免除了伍子胥道义上的缺陷和羞愧，还给了他的复仇增加了力量和理由。兄弟二人完成的人格分工，让伍子胥成为一个毫无压力的复仇者。

隐忍为实现复仇铺路

1.救父负疚的隐忍。在复仇的来源与始端，救父的道义就成了压力阻碍。面对道德教化和世人评说所造成的压力，伍子胥为了复仇隐忍了，颇有些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味道。在司马迁看来，伍子胥如果像伍尚一样从奢俱死，便如蝼蚁一般无法流于后世。而伍子胥舍小义，雪大耻的行为是悲壮的，因隐忍成就了功名。

2.背叛负疚的隐忍。郑国曾帮助了流亡的太子建，而太子建为了达成恢复自己地位的目的，伍子胥为了完成复仇，两人答应了有能力帮助他们的晋国回郑国为其做内应。这是一种严重的负义行为。这同样需要受到来自自己良心的谴责，忍受审视鞭挞自己带来的痛苦。这就是司马迁所说的隐忍。对于伍子胥的个人形象来说，实现复仇才是他的最高价值。为了实现这一最高价值，伍子胥需要忍很多常人所不能忍受的东西，这就需要巨大的隐忍能力。这种能力来源于他对复仇的强烈愿望，来源于他刚戾忍诟的性格。比起被迫到郑国去做内应，更要隐忍的是帮住吴国公子光篡位这十分不道德的行为所带来的压力。伍子胥在介绍刺客专诸后的主动隐退，部分是在逃避这种道德上的压力。参与弑君等带来的深刻耻辱与内疚的体验，是一种更大更深沉的隐忍。

3.口体之奉的隐忍。伍子胥出生于官僚之家，曾是怀才自傲的公子。在郑国逃亡到吴国的路上，他生了病，还经历了千难万险。贵族经历这些困难并去乞讨，也是需要隐忍的。

4.暂放复仇之事的隐忍。为了借公子光之力复仇，伍子胥需要先放下复仇之事，从向吴王求助的直接转向帮助公子光篡位的周折。为了顾及“一心报仇，不关心吴国得失”这些话，伍子胥自己的复仇计划也由急切转为平稳渐序进行了。

隐忍这些是痛苦的不易的，而伍子胥拥有着复仇的强烈愿望，他便把隐忍的这些负面情绪转移到复仇的目的之下。隐忍，促成了复仇目的的实现，也为复仇增加了理由和砝码，让复仇的报偿加倍了。更重要的是，隐忍完善了伍子胥的复仇者形象。伍子胥在不断的隐忍过程中，可以感受到自己意志力的强大。这让事实的道德评价转化为了意志评价。不仅对于复仇，对于伍子胥自我人格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引敌鞭尸复仇终成

父兄之仇得报，隐忍之苦得到报偿，三百鞭之间达到了人生体验的巅峰状态。复仇者的姿态以鞭尸行为为句点，伍子胥拥有了完整而纯粹的人格形态。除此之外，机会主义者怀的复仇像一场游戏。拥有维护楚国强烈意志的申包胥作为伍子胥曾经的朋友，认为他的行为“无道至极”。其实，两者虽然立场不同、利益冲突，但他们能理解对方的做法。无论是伍子胥复仇还是申包胥复国，在成就个人人格的意义上没有不同。伍子胥鞭尸的行为十分极端，是复仇的强烈愿望在历经痛苦后终于成功，感情上的一种爆发式喷涌而出。在得报楚仇之前，伍子胥意志坚定，充满智慧，并赢得了吴王阖闾的信任。之后，伍子胥几十年积累起来的人生目标在大仇得报之时消散了。而长久以来养成的怨望姿态却依然存在，并对他人造成了威胁。在失去了吴王和大臣的信任后，他的生命力开始衰退，行事也不再那么有力量了。这一位个性鲜明的复仇者最终以自刎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生命。

复仇是一柄既指向别人又指向自己的双刃剑。自刎之后，伍子胥用生命的最后残余见证复仇的成功，再一次拯救并成就了一个复仇者伟大的人格。司马迁认为：迫害，能激起人潜在本能当中的巨大的复仇力量。所以不能将怨毒施之于人。如果伍子胥讲究仁义，就会死得毫无价值。仁，只是小义。只有报仇雪耻之人才能名垂后世。刚烈之人才有巨大的隐忍力量，才能报仇雪恨。这就是伍子胥的人生价值。在先秦到汉朝之间，儒家对血亲报仇高度赞同，这是宗法制度的内在需要。伍子胥的形象，具有巨大的感染力。来源或许是司马迁遭遇酷刑后的压抑在内心深处怨意，让伤心人所写的伤心之事格外打动人。融入了司马迁的人生体验，伍子胥的复仇者形象立体而丰富，激烈而真实。《史记》是司马迁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列传部分成功塑造的人物形象特征鲜明，各有千秋，让人印象颇深。伍子胥的复仇者形象当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