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明代文官体系弊端根源——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引言

16世纪，世界历史波诡云谲，而此时的中国，正值文官政府体系高度成熟的大明王朝。在这样一个王朝里，掌握着政府行政大权的首席文人被称为“首辅”，历任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文人，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和权谋手段，尽力维持着整个庞大的官僚体系的运行，使之不出差错。此时期的具体情景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做了生动形象的阐述。在阅读此书时，对于那群迂腐可笑的文官的行为，我感叹万千，因为正是他们的种种行为直接影响了大明朝的兴衰荣辱，最终在无可挽回中走向灭亡。同时，对于文官群体这样一个庞大严谨的组织以及他们为何会做出那些举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根据此，本文着重对明代文官体制弊端产生的根源进行讨论。

正文

说到美籍华裔学者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不说是一本奇书，但一定是一本有趣的书。虽是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语言却幽默诙谐，让知识底蕴没有那么深的读者也能兴趣盎然。作者以万历时期几个经典的关键性的历史人物为引，诸如王朝的天子万历皇帝；同为首辅却风格相左的张居正、申时行；群众的英雄同僚的怪物海瑞大人；以及整备军队的戚继光将军和孤僻执拗的哲学家李贽，通过对他们一生的介绍，以及大量的史料引用，勾勒出一副涵盖着经济、人文、科学、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大明王朝图。在书中，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是运用“大历史观”的角度去研究分析，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1]，在细致的叙事中，得出深远的结论，从一件小事中，窥见背后复杂的多方原因，不为说历史而写历史。在书中，作者有着全篇贯穿的两条线，一是明朝的道德代替法律作为管理和统治人民的工具，弊端积深；二是庞大的文官体系行事愈发腐朽守成，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大家都在循规蹈矩中维系着整个王朝的安稳，再容不得一点逾矩之行，极度的成熟后，迎来的便是没落与衰亡。

身处于21世纪的我们，跳脱了当时时代的局限再回过头来读明朝的那些历史，关注点和思考方向也有所不同。就像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以小见大，同时多角度多层次的去看待历史。对于文官体系弊端问题的思考，我结合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同时学习黄仁宇先生治学的态度，在写作前，阅读了一些相关书籍和材料，争取客观公正地进行理论分析，得出结论。

在书中，我们看到明朝的文官们数量庞大，导致行政效率低下，因缺乏管理又致内部腐化严重。科举出身的学习好的文官们思想陈旧缺乏创新，虽意有所成，行事却循规蹈矩；靠人脉关系上位的关系户文官们，在自己的位置上更多想的是如何谋取私利，如何稳固自己的地位，对于国家荣辱兴亡不予关心，除非触动了自身利益。这样一个庞大复杂的群体在日常运行中掌握着一套自己的规则，保证着他们的安稳富贵。曾经也有人想要改变这样的情况，例如万历皇帝和首辅张居正大人，但结局却以失败告终。究竟是什么造成了文官体系的顽固弊端？对此，我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

一、思想制度上，明朝初年，太祖朱元璋吸取元末之乱的教训，一方面严刑峻法改革吏治统御臣子，另一方面大力推广程朱理学在思想上管理人民。同时在任用人才方面，他十分看重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有治国安邦的力量，而武将更适合在帝国建立前打下天下。更重要的是，“有鉴于汉、唐时期就已经出现的藩镇割据的危害，朱元璋对于武将把持朝政一直是心存猜忌、不信任的”[2]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官的地位日益高于武官，文官团体日益壮大，最终在明朝中后期形成严密完备的文官体系。而文官的来源大部分都来自于科举制度，明代科举的标准教材乃是朱熹校点、注释的“四书”系列，读书人从小受到的教育便是诸如“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家经典，绝大多数读书人一生的追求便是通过科举入朝为官，实现人生价值，实现所谓“修身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程朱理学和“四书”等儒家经典影响下形成的世界观、价值观在天下文人之中都是一致的，这是他们共同的思想渊源。而“儒家的制度设计是全方位的，上至朝廷的礼仪、宗庙的祭祀，国家的组织与法律，下至社会礼俗乃至乡规民俗，都灌注着儒家的精神与思维原则。”[3]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社会的思想教育将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上升到法律的高度，社会判断是非的标准不再是对错，而更多的是儒家伦理所谓善和恶的区分。此等风气下文人们皆丧失了创新的思想和眼界，造成“中国文人只知四书五经，眼高手低，熟悉知识，却缺乏技术”[4]。文官们更是以维护国本，维护伦常为己任，在万历年间甚至达到了“废长立幼在群臣心中竟比‘杨应龙在西南叛变，哮拜在宁夏造反，日本的关白丰臣秀吉倡占朝鲜，东北的努尔哈赤在白山黑水间发难’[5]还要严重。结果只能是，“这一帝国既无崇尚武功的趋向，也没有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的宏愿，它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即在‘四书’所谓‘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下以维持长治久安”[6]

二、社会关系上，入朝为官，从不是一个人的事。正如黄先生所讲“一个人的进学中举，表面上似乎只是个人的聪明和努力的结果，实则父祖的节衣缩食，寡母的自我牺牲，贤妻的含辛茹苦，经常是这些成功的背景。无数的祭文和墓碑，可为例证。”[7]所以一旦他们入朝为官，所背负的是整个家族的荣辱重担，他们能安稳，便是整个家族的安稳了。还不得不提的是，文人们在成为文官前或文官为了维系自己的地位，创造了许多的“谊”：“出生于一省一县，是为‘乡谊’。同一年考中举人或进士，是为‘年谊’;同年的举人或进士就像学校里的同班一样，在原则上有彼此关照的义务，他们的考官则不消说是终身的恩师。婚姻关系，包括男女双方的远亲近属，是为‘婚谊’。”[8]在这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中，每一个在朝为官的人，都不敢轻举妄动，慢慢在谨慎中便失了最初锐意进取的心意。否则，就像是位极人臣的张居正大人，触犯了大多数人利益的下场便是那般凄惨，连带着家眷和与其关系要好的同僚，皆不得幸免。

三、人性和规则上，大儒朱熹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后世对“人欲”曽断章取义理解为人的私欲，其实这里的人欲指的是“超出合理范围、违背正当原则的私欲”，例如“贪欲”、“淫欲”等，但即便如此，人非圣贤，也难以做到。大明朝的文官，一旦入朝为官，便也就进入了文官集团。这样的泥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出淤泥而不染”，海瑞就像是一个孤傲的不懂得曲折的莲花，但这样不合群和不遵守规则的人，最终都会受到群体的排挤，落得个凄冷的下场。为官的人，都有“阴”和“阳”两面性格。表面上以仁义道德相标榜，站在伦理道德的制高点，美名曰为国家匡扶正义；背地里却拉帮结派私相授受，为获得个人利益做些上不得台面的勾当。这是做官的潜规则，适应，便能风声水起；打破，便被群体孤立。在这样的规则约束中，还导致了明朝监察制度的无效性。监察官的设置形同虚设，没有一个为官者甘愿以一人之力冒险与整个文官集体为敌，也有头硬的海瑞大人，严格按照正式规定办事，禁止各种名目的乱收费，自己带头拒收“陋规”和“常例”，也停止向上级供奉陋规和常例，这无疑是触犯了各级官吏的既得利益。结果被下级监察官告到皇帝那儿，晚年也落得个凄凉无比的下场。

明朝文官体制的弊端发展到后期成为整个王朝的毒瘤，是长此以往的不断累积，也是人性根本所不能避免的结果。不巧的是，明朝皇帝们大多都是不务正业又任性的主，权利的不断下移和皇权不断的受到压制让后来想要改变弊病的崇祯皇帝也无能为力。大明王朝这艘负载过重的航船终于在行驶了276年后于1644年沉没。

结语

书常读常新，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中所蕴含的作者十多年的积累沉淀让我受益匪浅，让我从另一个角度了解了明朝历史并从中获得对事物思考理解的不同角度方法。因篇幅限制，《万历十五年》一书对于明朝历史的描述仅以人物志的形式为引，以万历十五年为基点，做简要分析阐述，对于整个明朝的官僚体制也未全面讲解，诸如东西厂的宦官制度以及文官集团与农民集团的斗争冲突等，同时，书中多提到的是社会弊端的一面，对明朝制度积极的一面则未作讲述。但作为入门学术书籍，黄先生引领人们走进明朝，了解明朝，以不同的眼光去看待明朝，这一点对广大读者来说，作用是巨大的。本文在《万历十五年》的阅读基础上，对书中所提到的问题背后的根源做了简单的探析，是对书籍的再次阅读，也是对自己思维的一次扩展。

参考文献

[1]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

[2]欣妍妍：《明朝初期文官集团与皇权的关系》第11页

[3]干春松：《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马雪敏：《关于<万历十五年>的一些感想》

[5]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6]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7]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8]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