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苏东坡被贬黄州时期的思想及变化

浅谈苏轼被贬黄州时期的思想及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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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苏轼一生可谓跌宕起伏，其足迹踏遍天涯海角。而被贬黄州时期无疑是他人生和思想的重要的分水岭。从朝廷命官成为东坡居士，苏轼经历的不止是社会角色的转变，更有其思想的逐渐充实丰满。本文主要从分析作品角度出发，对苏轼被贬黄州时期的思想做一个浅简的分析。

关键词：苏轼，黄州，作品，思想变化

苏轼生于书香世家，其父苏洵即为《三字经》中“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轼二十一岁时入京赴考，因其文风清新洒脱，受到当时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一时声名大噪，名动京师。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变法开始，苏轼在经历了父亲去世、自请出京、乌台诗案等变故后，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这个职位十分低微，且并无实权，苏轼心灰意冷，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并留下了名扬千古的《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作。

一、从文坛新秀到东坡居士

苏轼二十一岁（宋仁宗嘉祐二年）时入京赴考，作《刑赏忠厚之至论》，此文立论于儒家传统的仁政思想，引经据典，文笔清新洒脱，一改五代宋初文坛的晦涩浮靡之气，受到当时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赞其曰：“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

苏轼从小受到正统的儒家:思想教育，熟读四书五经，胸怀天下与百姓，推崇仁以治国的观念。然而其政治抱负还未得实现的时候，就遭遇了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同僚，包括与其有忘年之交的欧阳修，都因为反对新法和与新相王安石政见不和而遭到或多或少的影响。随后苏轼自请离京，先后任杭州通判、密州知州、徐州知州、湖州知州，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上表《湖州谢上表》，言辞中颇有对时政新法不满之语，遭到新党的强力打击，引发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极大的“乌台诗案”，苏轼的一生也由此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苏轼出狱后，被贬往黄州任团练副使，这个职位其实有名无实，于是苏轼带领家人开始开垦城东的一块土地，种田以贴补家用，并开始自号“东坡居士”。也是自此开始，苏轼走出了朝堂和笔墨之间，开始真正地亲近自然、亲近人民。谪居黄州的日子十分痛苦和矛盾，苏轼曾多次游历城外的赤壁山，并留下许多千古名篇。这一时期的经历亦使苏轼的思想开始发生了变化，从单一的儒学思想逐渐充实丰满，也逐渐复杂矛盾。

二、从作品看苏轼的思想

苏轼被贬谪居黄州时期，留下了许多千古佳作。其作中内涵的思想不再是单一的儒学思想，而加入了许多对“道”和“人生”的思考，进而形成了其独特的旷达洒脱风格，与儒、道两家的君子之风相统一。

苏轼的诗词之风与陶渊明有几分相似，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曾评曰:“昭明太子称陶渊明诗‘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王无功称薛收赋‘韵趣高奇，词义晦远。嵯峨萧瑟，真不可言’。词中惜少此二种气象，前者唯东坡，后者唯白石，略得一二耳。”苏轼诗词中的洒脱不羁非一般人可比，其词《念奴娇·大江东去》虽写的是赤壁之景和《三国演义》的典故，其中抒发的豪迈之情却是苏轼自己想要为国效忠的政治抱负，虽闲居而心系天下的仁爱之心。

从小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苏轼，在黄州期间其实生动地演绎了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多次登上赤壁山，写下《赤壁赋》和《后赤壁赋》两篇名作，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千古绝唱。《赤壁赋》中苏轼抒发了自己“携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之愿，也有自己“遗世而独立”的幽怨悲愤之感。《赤壁赋》与苏轼一贯的豪放洒脱文风有所差异，颇有高于俗世而不胜孤苦清寒之感。但苏轼不是充满了凄苦之意的人，他超出世外的独到之处就是在苦难中成就更高的自我。

韩愈《原道》中语:“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谓之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那么苏轼的人格与自我修养，有没有达到一个儒士的水准呢？答案是肯定的。苏轼时刻心系民众，早在辗转杭州、密州、徐州、湖州期间，其体察民情、革新除弊、因法便民就获得了颇丰的政绩。苏轼也有自己的思想和坚持，他初入朝堂时仍是司马光旧党当政，但他不因此而盲从;王安石变法后新党崛起控制朝政，甚至极力迫害苏轼企图置之死地，他也不因此而屈服。因“乌台诗案”受到贬谪后，苏轼仍然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但已经逐渐脱离了单一的儒家“仁爱治国”的思想，而向“道”靠拢。苏轼从小受道家庄子的影响，曾说“吾昔有见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其中“书”，即指《庄子》。苏轼之诗词文赋有独特的清新旷达、洒脱不羁之风，也是得益于儒、道两家的思想影响。在谪居黄州期间，苏轼虽处于人生的困顿之境，但其作仍然显出超然的旷达之气，这是苏轼的君子之风、君子之修养。

三、苏轼之儒士之风的豪放

有很多人曾把苏轼与辛弃疾并称，的确，二者同为豪放派的代表人物。但二者也是有差别的。

辛弃疾的豪放是粗狂的豪放，是满怀英雄豪杰之气的，恰如山野大汉;而苏轼之风与其说豪放，不如说是胸襟旷达，充满了儒士君子的优雅之气。苏轼从不单独感叹自己的身世，其作中悲慨之感不是只局限于个人的身世和遭遇，而是置身于这个历史背景下的。《念奴娇·大江东去》第一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即在悲叹古今的有才有志之士的成败悲欢，“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是苏轼自己仕途多舛的悲哀，也是整个历史江山的悲哀，他不把自己沉溺在政治理想落空的凄苦中，反而置身于大历史的背景下，心怀的仍然是天下和众生。此种境界，几乎是超我的，苏轼在即将离开黄州去汝州时所作《满庭芳》，开头悲苦至极，而后又写“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又写的是他内心的旷达，苏轼就是这样，他写他的悲苦，但又从不过于埋怨生活和命运带来的苦难，从来都是把悲愤与旷达完美地融合到一起，从中开脱出另一种超出俗世以外的思想，即“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思想。这是儒家君子“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的品德，也是道家“物我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更是苏轼独特的，在儒士的优雅中怀着旷达的豪放之气。

苏轼以儒学、道家思想启蒙，其中精髓也伴随他的一生，特别是被贬谪居黄州的这段人生经历，既是苏轼个人品性成熟的关键阶段，也是其作品开始体现出独特的融入了道家思想的儒学之风的时期。其人其作的豁达洒脱之气，也必将对后世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唐宋词十七讲》[I]叶嘉莹著迦陵演讲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

[2]《人间词话》[I]【清】王国维著彭玉平评注中华书局出版社2010.3

[3]《人间词话》[I]【清】王国维著周锡山编校、注评上海三联出版社2013.3

[4]《苏东坡传》[I]林语堂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