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炼锻炼文评

抗战爆发之后，新的文学格局产生了，这个作品的出现带有偶然性，这样的新的文学格局之中，沦陷区和国统区这样的文学都是和世界文学的主要潮流相合拍的。赵树理化身为农民，把看到的东西化在小说里。进入小说世界的时候，有许多农民化的叙事元素。农民文化在这样一个时代是一个主流的东西，在赵树理的写作当中，农民化叙述元素随处可见。在叙事风格上，写作中呈现出喜剧的风格。小二黑的故事原型是现实生活中的悲剧，经由赵树理的艺术处理，就成为了喜剧，而且是大团圆的结局，是非常符合农民文化酿成的审美趣味。《锻炼锻炼》这篇文章写于1958年，当时正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赵树理敏感的发现社会中明显的阶级矛盾，农村正处于“黑暗”的时期，当时刚刚结束了“反右运动”，整个社会表面上表现出风平浪静，暗地里却风云涌动，赵树理不被允许真实的反映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以及农村生活中的黑暗，所以赵树理采用了一种歪曲真实生活的写法，从侧面写出自己的民间立场。

《锻炼锻炼》中有"吃不饱""小腿疼"两个落后农妇。在干部和群众思维下展开的叙述，一边是干部利用大字报、批斗会等体现政治权力的手段对待一般农民，一边是竭力躲避权力制约的人物"吃不饱"和"小腿疼"。"小腿疼"这样的客观上与社会主义中心运动不一致的人物与英雄人物的时代精神不可避免地相互冲突。主任王聚海是个老农民出身，早在抗日战争以前就好给人解决矛盾，人们常说他是个和事佬。他好研究每个人的“性格”，主张按性格用人；他给人平息事端，主张“合事不表理”，只求“了事”就算；他以为凡是懂得他这一套的人就当得了干部，不能照他这一套办事的人就还得“锻炼锻炼”。而正是王聚海的“和事不表理”的工作作风，使“争先社”里解决矛盾的重任落到了年轻的副主任杨小四等人身上，并使杨小四等人采取了与王聚海截然相反的做法。小说由表现农民内部的思想意识斗争进而表现干部队伍中思想作风的矛盾，既明确又巧妙地揭示了“想批评中农干部中的和事佬的思想问题”的小说主旨，显露了批判矛头所向，从而体现了赵树理小说的现实主义深度。

赵树理从艺术角度讲，外号能生动形象地展示出人物的性格特点，体现出人物明显的性格特征。从农民的生活习惯，外号和人物是紧密相连的，外号是人们名字的代名词，是农民生活中智慧的结晶，外号是农民喜欢的东西，总容易被人民所接受，因此赵树理从外号出发，更加贴切农民的生活，反映的情况更真实。

“小腿疼”“吃不饱”是以偷懒取巧为性格核心的落后农村妇女的典型，他们有着自私自利，好吃懒做，损公肥私，投机取巧的共同性格特征，，又有各自鲜明的个性。如“小腿疼”的倚老卖老，敢于洒泼；”“吃不饱”的工于心计，善于撺掇。“大字报”、“大辩论”在整风时期是群众发扬民主的武器，利用它们向领导提意见，但在“反右运动”以后则变成了领导干部整治群众的工具，而且干部嘴里口口声声挂着“法院”、“乡政府”，他们对群众的蛮横态度就是仗了国家机器作为后台。辩论中干部们句句逼人，不断上纲上线，甚至把“毛主席”的大帽子也拿出来，逼得农民无话好说。

小说努力探索农民自身的复杂性和农村生活的新矛盾，生动的说明要改造农民的旧思想，消除农村中的落后形象，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事情。作品对于当时的“浮夸风”和“共产风”是一种抵制，其典型人物的塑造，提出了教育农民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这篇作品即使在今天读来，仍然真实得让人读了感到心酸，“天聋地哑”也就落实到实处。作为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赵树理抛弃了一切当时粉饰现实的虚伪写法，实实在在地写出了农村出现的真实情况。干部就是这样横行霸道地欺侮农民，农民就是这样消极怠工和自私自利，农业社“大跃进”并没有提高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只能用强制性的手段对付农民……艺术的真实，就这样给后人留下了历史的真实性。尽管以赵树理的主观创作意图而言，还不至于达到这样的深度，他只是想反映农村现状是怎样的一幅图景而已，而且从当时可能表达的方式来说，他也只能站在杨小四的所谓新生力量的一边，但从赵树理的艺术画廊里看，这篇作品分明是与描写农村“基层干部混入了党内坏人”的艺术精神一脉相承的，不过在当时的环境下，连这点维护农民的立场都不能直接地表达出来。现实主义的方法冲破了作家的历史局限，只能在当时非常严峻的环境下，以它自己的方式达到了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统一。

《锻炼锻炼》这篇小说中，以作者的切身体会展示了人民内部的复杂性和和尖锐性。他站在民间的立场上，通过小说创作传递出人民的声音，展示出人民的真实现状，自觉的民间立场形成了赵树理特有的叙事手法。

并充分的展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复杂性和尖锐性。他不仅仅是利用通俗的方法将国家意志扩大，也包含了站在民间的立场上，通过小说创作向上传递民间的声音，这是赵树理拥有的一般民间艺人所不可取代的特性。

作为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赵树理抛弃了一切当时粉饰现实的虚伪手法，实实在在地写出农村的真实的现状，干部就是那样横行霸道的欺负农民，农民就是那样的消极怠工和自私自利，“大跃进”运动并没有提高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只能用强制的手段对付农民......从当时表达的方式来说，他也只能站在杨小四所谓的新生力量一边，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维护农民的立场不能直接的表现出来。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突破了作家的历史环境局限，只能在当时非常严峻的环境下，以自己的方式从侧面描写了当时生活的真实现状。也许这本书所描写的东西早已消失，但其文章的内涵还是值得我们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