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最初是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奉美国政府之命,为分析、研究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性所做的调查分析报告,旨在指导美国在二战中如何尽早结束日本最后的抗战,减少士兵伤亡人数。出版后曾在美国、日本等引起强烈反响。
《菊与刀》已经问世半个多世纪了,书中所提示的关于日本社会的许多观点可能也已经不再适用于今天的日本社会,但其中一些关于日本文化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对于理解当代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阅读此书,能给人一个全新的视野认识在战争年代的日本。他们的思想及信仰与我们是完全不同的,尽管日本曾崇尚并模仿我们中国的许多传统文化,但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他们已经完全演变成一个独立独特的民族和国家。比如,不同于中国,日本人注重“忠”和“孝”的品质而看轻“仁”的思想地位。忠的地位又较于孝更重。他们认为需要“仁”的人是因为他们道德中“存在缺陷”。这样,中国的“仁”在日本被大大贬低了。《陈情表》是三国两晋时期李密写给晋武帝的奏章,叙述祖母抚养自己的大恩以及自己应报养祖母的大义。表明自己即使感谢朝廷知遇之恩但不能从命的苦衷。相传晋武帝看了此表后很受感动,特赏赐给李密奴婢二人并命郡县按时给其祖母供养。由此看出在中国古代社会孝大于天。在日本恰恰相反,他们遵守严格的等级制度,在上级的命令和长辈的召唤的两难境地中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尽忠而不是守孝,这甚至会受到他人的称赞,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正确的”选择。这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是荒唐不可思议的。然而,我们不能说他们的观念就是错误的,因为每个民族的人都是受自己民族的文化熏陶长大,而没有一个正确的参考标准能评判对错。因此尽管我们的文化与他们相悖,也不能随意断定思想正恶。
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也有很大不同,西方著名的“罪感文化”,源自于西方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所提出的原罪论。它指出在人的本性中,人人都有缺陷。上帝无处不在,这就要求每个人要时时反省自己的行为,一旦发现错误要及时改正并忏悔,以求得到上帝的宽恕。而被作者定义为“耻感文化”的日本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民族,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被别人嘲笑、排斥。进而才会使人行善。这说明外来的影响才会造成约束力。因此较于罪感文化,日本的耻感文化是被动的,需要外在的推动力。
当然,此书在其他方面也做了详略得当的解说。比如日本社会对儿童的教育方式是造成他们矛盾性格的重要原因之一;日本著名的武士精神是怎样得到社会认定的;战败后的日本与未来的“影像”等。
不可否认,在那个年代,从未去过日本的作者通过大量查阅书籍和走访日本俘虏而获取信息最终写出这样一本经典,她的学识和能力令人惊叹。尽管时代变迁迅速,日本的思想文化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它仍能给我们一些了解日本的参考价值。在中日关系出现许多复杂问题的今天,深入了解并研究他们的文化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更是它给我们的一个重要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