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

《国史大纲》读书报告

作者介绍：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享年95岁），男，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江苏无锡人，吴越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1949年南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前身）。1967年迁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教授。1990年在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文章节选：

1、略论中国近世史学，可分三派述之。一曰传统派，亦可谓“记诵派”。二曰革新派，亦可谓“宣传派”。三曰科学派，亦可谓“考订派”。“传统派”主于记诵，熟谙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亦间为校勘辑补。此派乃承前清中叶以来西洋势力未入中国时之旧规模者也。其次曰“革新派”，则起于清之季世，为有志功业、急于革新之士所提倡。最后曰“科学派”，乃承“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潮流而起。此派与传统派，同偏于历史材料方面，路径较近；博洽有所不逮，而精密时或过之。二派之治史，同于缺乏系统，无意义，乃纯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身现实无预。无宁以“记诵”一派，犹因熟谙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博洽史实，稍近人事；纵若无补于世，亦将有益于己。

2、有治史者旁睨而嘘曰：“国史浩如烟海，我知就我力之所及，为博洽谛当之记诵而已，为精细绵密之考订而已，何事此放言高论为！”虽然，国人之所求于国史略有知，乃非此枝节烦琐之考订，亦非此繁重庞杂之记诵，特欲于国家民族已往历史文化有大体之了解，以相应于其当身现实之所需知也。

3、迷于彼而忘其我，拘于貌而忽其情。反观祖国，凡彼之所盛自张扬而夸道者，我乃一无有。于是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乃若一冬蛰之虫，生气未绝，活动全失。彼方目眵神炫于网球场中四围之采声，乃不知别有一管弦竞奏、歌声洋溢之境也则宜。故曰：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

书评：

以前只是觉得钱穆先生是一个严谨的治史者，看过他的书后，才明白，老先生的胸中充满了真正的爱国主义热忱，才明白，没有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深沉的爱，是不可能做好历史学的研究的。

读了钱穆先生的书，发现以前脑子里的中国历史全然是支离破碎的一堆残砖断瓦，不见地基，亦不见墙体，更不见屋檐，由此自己那点可怜的“国学”知识，只不过是一些断章取义的残汤剩水罢了。才知道“国学”不和“国史”并联，只不过等于是一堆支离破碎的“垃圾数据”，没有放进一个数据库里，就算是放进了数据库，也没有设定运算公式，也就无法得出什么运算结果。

读完这本著作，我认为钱穆先生对历史的温情、敬佩与冷静无一在本书中都有所体现。钱穆先生在书中没有讲一些历史上官场的尔虞我诈方面的内容，没有披露意识形态的桎梏，没有帝王将相的奇闻轶事浮于纸上，却重点讲解了中国文化方面的发展历程，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精辟的见解，且不忘为后人如何对待和研究中国历史提出建议。

读这本书以后我收获很大，对于中国古代历史得到了深刻知识，满足了我个人在这方面的需求，由于时间关系虽然我没完整地读完这本书但我了解还是比较深刻，通过读这本书我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兴趣更加提高了，具有魅力的中国古代历史浮现了在我眼前，尽管过去但值得研究……